再也回不去的故乡,作家袁敏对话陈仓

在丹凤 2019-01-10 16:18:05


【文坛奇葩:心平气和读陈仓】陈仓把他的成功归于走出丹凤,一句话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他继续在丹凤混,估计不会比我辈强多少。陈仓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内花得典型。我当面问过他,为啥黑了我的博客,他坦诚:害怕我的那张嘴!其实我知道,是我的文字,会刺疼他。我给陈仓的文字一个点评:满纸荒唐言!这句话,曹雪芹自己也用过。成功者必有过人之处,丑陋无比的陈仓,却用他的文字征服许许多多的读者。弄得我无语了!不管怎么说,陈仓是把事情玩大了的人,规范文字叫成功人士!        

作家陈仓


        △袁敏:你的人生经历是什么?
       ▲陈仓:过去是很复杂的,也是悲剧的。海明威好像说过,拥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是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这句话安慰了我,所以我通过自己的作品,正在把这个悲剧给改成喜剧,这就是当作家的好处。
       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小时候吃过草皮树根,最恐怖的是吃过石头粉,当然也吃过很多野菜,现在很多人不相信我,觉得吃野菜是一种美好享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些野菜上有刺,有些野菜是苦的,比黄连还苦,而且那时候缺油少盐,也没有什么调味品,所以是难以下咽的,特别是带刺的野菜咽下去的时候,往往喉咙都被扎破了,在肚子里消化的时候,搞得人整天睡不着觉,而且吃草特别容易生虫子,虫子在肠子里生儿育女,搞得人常常肠子痛得直掉眼泪。

       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十岁左右与哥哥一起去河南淘金,哥哥当时才十九岁,刚刚订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恐怕连手都没有碰一下,在一场事故中哥哥为了救我,也去世了。两个姐姐相继出嫁了,我与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所以父亲一直反对我念书,一会说煤油没有了,一会说牛没有人放了,其实他怕我离开了他。后来我一边赚钱,一边把自己养大,供自己上学,一步步地走远了,真的就抛下他一个人,住在塔尔坪那个小山村,近八十岁了,还得自己给自己洗衣做饭,自己给自己烧水喝药,甚至自己给自己做好棺材与老衣,确实是很孤单与凄凉的。

作家陈仓和父亲

       我还有一段痛苦的经历,那就是成长的烦恼。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我流浪了很多的地方,吃了很多的苦头,受了很多的委屈,遭到了很多的打击,这种滋味是没有人能体会的,不用说南北的气候差异,东西的饮食习惯,就是人的处 事方式,农民与都市人的眼界与气度,就足以把一个人的理想给消灭掉,但是统统没有阻止得了我,目前我认为自己是成功的,起码是平平安安地活在自己想要的世界里。

       如今任何痛苦、磨难和乡愁都成了我的财富。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性冲突,所以我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也因此引起了两个群体的共鸣,很多人为了我的小说而流泪了,这或许是别人不具备的,这就是人生经历的意义,我要感谢命运之神,为我的写作做了那么好的富有悲剧色彩的铺垫。

    

        △袁敏: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想走出大山,外面的世界因何触发点让你有了探究的欲望?
       ▲陈仓:不怕大家笑话,我十几岁的时候,由于大山的遮挡,还不知道什么是县城,也不知道什么是市,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地球,当然更不知道什么是宇宙,我那时看到眨巴眨巴的星星,都以为是自己死去的亲人,因为姐姐告诉我,每死一个人,天上就多一颗星星。我有个叔叔倒卖粮票被抓了,被关在了商洛地区,那时候商洛还不是市,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那里的山很远,河有几丈宽,地方很开阔,有一个个看不到尽头的大屋场,他还带了许多糖果分给我们。我们是第一次听说有几丈宽的河,是第一次听说有望不到边的大屋场,而且是第一次吃糖果,所以我们这些孩子没有把叔叔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了不起的英雄。我有一个小说《我想去西安》,就是以这个为原型的。从那天起,我就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就很向往远方了。但是直到那次淘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大山。那是出事故后,我住在医院里,由于失去了哥哥,所以我天天拍打着头——我那时头就很大,喊叫着说自己头痛,医院就很同情我,在我没有任何伤情的情况下,就不停地给我吊盐水,吊了一个月的盐水。有一天,有个护士无意中问我,你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呢?我就好奇地说,我五年级毕业了呀。护士说,那可以继续上中学呀。我说,什么是中学?上中学能干什么呢?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小学之外,还有中学,还有大学。小护士说,考上学就可以吃商品粮了,就不会这么苦了。
       我的穴位被一下子点通了。当天我就拔下针管从医院跑掉了,回到塔尔坪的时候正是黄昏,哥哥已经被埋掉了,父亲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家里没有点灯,也没有生火做饭。我坐在朦胧的暮色中,向父亲表达了自己想上学的愿望,但是无论怎么说,说些什么,父亲只顾着叭哒叭哒地吸烟,一句话没有。第二天早晨,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我告诉父亲,我要走了,要上学去了。父亲扔下五块钱,然后淋着大雨,很生气地出门了,去小河里挑水去了。我没有顾及父亲的感受,连滚带爬地翻了几座山,赶到了三十里外的中学。那时是农历八月底,阳历已经十月左右了,学校早就开学了,当我站在校长的面前,哭着说,我想上学的时候,校长也哭了。那时候,农村不在乎教育,家长基本都反对上学,觉得上学是无用的,还不如在家里帮忙种种庄稼,放放牛,挖挖药材,补贴一下家用。所以,我五年级毕业时,虽然考了全区第二名,依然没有一个人找我,劝我继续上学。人生当中,许多好人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是这位校长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十分清楚,他叫杨元琪,他看到一个小孩子,自己要求来上学,就十分感动与同情,把我安排在了他女儿当班主任的初一(2)班。他女儿叫杨红梅,对我十分关照,有剩饭的时候会盛给我,需要交书本费的时候,就为我减免了。有几个脸红的事情,就是在那学期,我偷了学校对门饭店里的馒头,给同学当“儿子”讨回人家吃剩的半碗糊汤,还在放学后偷砍了学校周围的树木,到小饭店换了几碗面条,学校里一天两顿饭,全是稀溜溜的一碗糊汤,就是玉米粥,没有任何菜,没有任何油水,好多细节都写进了《麦子进城》等小说。说实话,那时候真是太饿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继续读书,只有读书我才能走出大山,我从来不以那段经历为耻,似乎觉得那是一种荣耀,并充满了感恩之心。
       △袁敏:你频频跳槽的目的是什么?
       ▲陈仓:开始我被分配到了陕西那边的县城,后来我在西安,在沈阳,在广州,在北京,在福州,都做过长时间的停留,最后落脚到了上海,全是在报社里,当记者,做编辑,混个小头目。在县上的时候,我是铁饭碗,业余有一帮文友,下雨时到丹江河钓鱼,下雪时到凤冠山下棋,天晴时到商山上摔跤,最后大家都会落在诗文上,过着风花雪月般的诗意生活。1994年组诗《静物写意》获得了中国星星诗歌大赛二等奖,组诗《人物素描》发在《星星》诗刊上,获了每期一星称号,随后《诗刊》、《诗神》、《诗潮》等杂志,都有不错的亮相,才二十来岁,因为写诗就小有名气了。但是那时候,当地经济状况不好,机关三五个月都发不了工资,这种情况还不好意思告诉家里,所以要么饿肚子,要么在食堂里赊账。有一年,刚好在《延河》杂志发表了一组诗歌,春天的时候收到了一百八十块的稿费,于是把这笔钱当成了路费,收拾了两床被子和几本书,坐上了前往西安的汽车。
       从表面上看,每一次地域的变化,都是由钱而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不是的,其实那时候是不在乎钱的,我们70后最看重的是理想与追求,在我们刚刚确定人生目标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家80后以钱为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一代文人就特别不适应,感到特别的失落。所以,最初从丹凤到西安,跨出“进城”第一步,起因还是为了理想,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与商洛的几位作家诗人,去著名杂文家屈超耘家里聊天,大家说到了从商洛走出去的大作家贾平凹、方英文、京夫、孙见喜等,当时屈超耘就鼓励我们说,小河里养不出大鱼,你们几个也应该出去看看,在写作上或许才有大气象。这一句话,一下子把我撬出了大山,扔在了伟大的城市里,最后在大海里过上了小鱼小虾式的生活。
       也许受到大山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也可以说是压抑得太久了,我对人生与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有几套房子几部车子,在单位当了主任还是老总,在圈子里能呼唤多大的风雨,甚至是有多大名气,发表多少文章。而真正的成功只有一样,就是距离,离开大山的距离越远,我觉得自己的成绩就越大,这是可以用尺子精确丈量的。所以,我一直在走向远方,开始我与老家的人一样,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远,哪里才是自己真正的远方,所以判断的依据就是,哪个城市地盘大,哪个城市人多,哪个城市巷子深,那里就是远方了。所以,我在塔尔坪那个小山村当农民的时候,觉得那个小镇是远方,我在小镇上念书的时候,觉得那个县城是远方,当我在县城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名流汇聚的西安市才是远方。当然,还有一个旁枝末节的远方,比如说关于女人,自从我进城之后,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娶一个城里老婆,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在城里是没有一个亲戚的,如果娶了城里的老婆,那么城里就有亲戚了,我很羡慕在城里可以走亲戚的人;二是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人穿裙子,城里女人可以穿裙子,而穿裙子的女人是最漂亮的,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娶了个大上海的老婆,可惜我现在的老婆,恰恰就是一个不穿裙子的城里人。
       △袁敏:为何最终选择了全国最大也可以说最排外的大都市上海?
       ▲陈仓:因为心中有远方,我于2003年跑到了上海,看似是一个无意识的跳动,其实在潜意识里,这个城市命中注定,是最终一点点掩埋我的那把黄土。
       2003年之前,我几乎把中国大城市都跑遍了,有的是旅游,有的是出差,有的是路过,唯独上海却没有去过,听朋友说上海楼很高,钱很多,人很精明,美女如云,所以2003年春节前,我回陕西老家的时候,决定顺便过去转一圈。我到上海的时候,酒店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位于静安区康定路上。那时由于职业习惯,我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买几份当地报纸,仔细研究一下当地媒体和市井百态,当我看到《新闻午报》这份异形报纸的时候,我就拍桌子了,觉得新闻怎么可以这么处理呢?再一看报纸下边的地址,正好就是康定路,与酒店只隔了一条马路,于是我就拨打总机,要找他们的社长。电话接到了一位副社长那里,这位副社长听说是同行,就给了一点面子——这就是上海人儒雅的一面。他说,谈谈可以,我只有五分钟,马上就要开会了。我赶到他办公室,两个人一聊竟然聊了两个小时,一下子到了午饭时间。这位副社长是爱才的,他打电话叫来了一位常务副总编辑,说是遇到了一个人才,希望来陪我吃顿饭,顺便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人才挖过来。这个常务副总编辑,也是一位名气不小的女作家,一顿饭之后,我眼睛一闭,没有谈职务,也没有谈薪水,就答应加盟这家报纸了。我有一个小说《上海不是滩》,其实就是以我闯荡上海的经历为基础的,那个流水落花的女人也是存在的,某些情节只是出于一个作家的想象。
       把上海做为我的终点站,原因起码有几十条之多,在到处漂泊的那些岁月,我对每一个城市都表示过迷恋,都希望自己能把根扎下去,或者是把自己一点点埋起来,但是其他城市让我留下的理由都不充分。比如说在西安,几次有人拿刀子顶着我的腰;比如说在沈阳,冬天里穿得太厚了,谈个恋爱吧,光是脱衣服这一点,就太费劲了;比如在广州,大白天我就被飞车贼给抢了,关键是到处是洗头房按摩房,粉红的灯光晃得人心神不定,总要自己和自己打架,意志稍不坚定就出轨了;比如在福州,那地方倒是山清水秀的,可是地理位置太偏了,格局太小了,一年两年遇不到一个朋友,显得无比的孤单和寂寞。所以留在上海的第一个原因:这个城市安全,很少有人打架斗殴;为人儒雅,对待敌人也是笑眯眯的;比较小资,有老克勒的腔调,所以小姐是不常见的;法制意识很强,为了一分钱,采取的方式肯定是上法庭。这些比较适合我这个有些胆小、懦弱和善良的文人存在下来。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城市无论大街小巷,处处都能看到美女,这里的美女是真美女,不但皮肤白,身材好,气质佳,时尚,而且那种左右不是的性格,特别适合我这种喜欢有故事的酸男人,所以很快我就盯上了一个上海本土女人,很快就被绑定了,买了房子,有了车子,结了婚,生了子,搞得我连四处漂泊的勇气都没有了,而且天天还没有下班,就急着回家,每次出差在外边一天也不想逗留,这可能就是家庭的吸引力。第三个原因,是我权衡再三的,不能离开的重点,只有上海才能承担我人生的意义,只有上海才是我远方的极限,如果从上海离开的话,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成为我的远方呢?是纽约吗?是东京吗?这些域外之城,在我眼里它们统统都是乡下,还比不得我们塔尔坪,我与塔尔坪起码习惯是一样的,起码语言是通的,但纽约和东京呢?除非让我去当哑巴,当傻瓜,当疯子。这一点,我是有大量证据的,如果我不在上海,我能认识王安忆和赵丽宏吗?王安忆给我颁过奖,上海市首届(2013)年度文学奖,赵丽宏在我停止写作近十年的时候,鼓励我重新拿起笔,还亲手指导过我,诗集《诗上海》就是他做序的;如果我不在上海,我的思想就不可能有长江头至长江尾的落差,就不可能有一千三百公里的乡愁,就不可能有一百多层楼房那么高的目光。我的进城系列小说恐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我用多种形式算过命,来证明上海就是我的目的地。比如名字,你拆开“陈”字,有一个“东”,上海就在中国的最东边;你再排排我的生辰八字,说是“大泽土”命,在中国能称为“大泽土”的,有哪里敢与东海之滨的上海比呢?还有我们塔尔坪的方言,把“睡”叫“睏”,把“吃”叫“切”,把“他”叫“客”,等等,都与上海话是一样的,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与上海是有人脉传承的。
       △袁敏:你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吗?
       ▲陈仓:我扎根上海已经十几年了。按照我自己的说法,正把自己一点点埋在上海。起初到上海的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这种不喜欢恐怕缘于不习惯。比如吃,人的舌头是最怀旧的,我们陕西老家那边吃的,咸与甜是分得很清的,要么是咸的,要么是甜的,但是上海无论吃什么,就是青菜拌豆腐,也是一把糖一把盐,有时候糖比盐还多,肠胃特别不痛快;比如穿,上海人在穿上很讲究,刚进上海的时候,我喜欢穿皮鞋白袜子,我自己感觉是体面的,却遭到了指指点点,上海人的指指点点,不是当面的,是背后的那种。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在很多小一点的城市,比如在西安,比如在商洛,你说自己是写文章的,人家会很敬佩很羡慕,哪怕你没有什么财力与背景,大家都愿意与你结交,所以几乎每周都有三五同好的聚会,大家一起吃肉喝酒谈天说地,谈得最畅快的还是文艺,处处让人感觉自己是有梦的人。但是初到上海后,一是圈子比较陌生,不认识一个作家;二是大家都忙,忙着发财和谋生。关键还是市场化太厉害了,韩寒、郭敬明、蔡骏,现在还有一大帮网络写手,都是市场化的产物。在上海,衡量文人与衡量商人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感觉自己呆在这个城市轻飘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恐怕有五六年时间吧,同事与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还是一个诗人与作家,其实暗地里一直在写。一是自己不敢说,怕遭人的笑话;二是一旦说出来,就会影响自己本职工作。后来单位还是知道了,就不敢提拔你了。说是万一哪天处理新闻的时候,像是写诗一样激情万丈,或者是虚构起来,那就得犯大错误。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在传媒上的底蕴与建树,比在文学上面更大一点。
       多种原因,让我感觉连空中的一片浮云都不如,浮云还可以抓住东方明珠的楼顶,但是我什么也抓不住。到上海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想家,特别想陕西那边的一草一木,经常会半夜三更地流眼泪,做梦的场景还是那一片小山村,梦里人还是活着的父亲、姐姐,也有死了的两位,母亲与哥哥。那种伤感总是从梦里延续到梦外,我有一首诗叫《两块碑》,惹哭了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大意是讲如果我死了,千万不要给我立两块碑,在上海立一块肉体的碑,在陕西那边立一块灵魂的碑,那是很残忍的,而是请大家安排我与自己团圆,“我这世上最弱小的一根杂草/经不起凌厉的风/撑不起两个碑”。
       有一回,与上海本地人聊天,我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上海,她竟然一刀致命,你既然不喜欢,那为什么还要呆在这里?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我对于上海来说,不如到处跳跃的一只麻雀,麻雀还可以叽叽喳喳,还可以把人们叫醒,但是我不能,什么也不能,有时候帮忙捡起路边的垃圾,或者是扶一扶被风刮倒的树,这是算不了什么的。起初我还没有在上海成家,无论是工作、房子,还有朋友,没有什么是放弃不了的。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其实有时候喜欢不喜欢,不是这座城市的问题,纯粹是自己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我开始调整自己,试着去了解这座城市,去融入这座城市,拿陕西那边对比这座城市,最后我慢慢就喜欢上了上海。
第一件事情,是开始与上海女人谈恋爱,当然恋爱谈成了,三个月就把一个漂亮、年轻而贤惠的上海女人给拿下了,她年纪比我小,长得比我白净,文凭也比我高,是研究生,工作单位比我好,是国家机关,能力更是比我强,我文章中的错字病句,都是经她的手改过来的。而且我们认识前,她自己名下已经有房有车了。但是我还是把她给拿下了,这是我人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一票。很多人都问我,你靠的是什么手段。其实挺简单的,你看看那些和尚,咕咕叨叨地就念一句话,而且是糊里糊涂的一句话,硬是把这句话给念成了神奇无边的经文。我效仿了和尚,每天一早一晚,对她各说一句“我们结婚吧”,硬是把她给念晕了,有一天她说,走吧,我们结婚吧。就这样,我们入了洞房。结婚后,才发现,我上辈子肯定是积过德的,救过狐狸呀或者是兔子呀什么的。我早上出门时,她会像对待小学生一样,准备一袋子水果给我带上。这水果如果是苹果或者是梨子,她会刮掉皮,剜掉核,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如果是石榴或者是葡萄的话,石榴会一粒粒地剥出来,葡萄会一颗颗剥掉皮。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后,会有一杯鲜榨果汁,果汁里插着吸管,悄悄地放在我的书桌上。女人年轻容易犯晕,但是上海丈母娘的头脑,可是天下最清醒的,也是最最难缠的,我的丈母娘尤其聪明,不是你随便就能蒙混过去的。老实告诉你,我把上海丈母娘也搞定了,她对我如对亲生儿子。开始并不是这样,你吃个面条吧,她说是乡下人吃的;你腌个萝卜吧,刚刚进入佳境,透出一点酸味,她说这有什么吃头,给你一股脑地倒掉了。还有洗澡呀,穿衣服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几乎冲突是不断的。后来,我带她去了几次塔尔坪,看到那个可怜的小山村,让她吃惊不小,体谅了这个女婿的不容易——从塔尔坪混到上海,那需要受多少苦,需要多大的本事啊。加上我写作上日益见长,有了一点小名气,有了不少的稿费收入,让这个家庭活得不比人家差,活有比本地人更有尊严。这个上海丈母娘,现在彻底变了,把几十年的生活习惯给改了,每天都会吃一顿面条,喜欢上了土豆这些土货,特别是炒菜的时候,尽量不再放糖了。在写作“陈仓进城”系列书稿那段时间,为了儿子不打扰我,她一清早就把他带出门,躲到公园里去了。
       第二件事情,是开始找自己的圈子,当然是文学上的圈子,发现上海人是低调的,很多大作家大诗人,只顾着埋头写作,并不做什么宣传,隐居在街街巷巷之中。我有意识地找到了一帮诗人,随后又先后认识了赵丽宏、白桦、王安忆、金宇澄、陈思和等等,一批一批的大家们,他们无论是喝茶喝酒,还是搞活动的时候,就喜欢叫上我。我把这些都当成了学习的机会,除了私下里的一些接触外,我还坐在教室里去听他们的课,认真读他们的每一本书。这时才发现,上海文化是精致而独特的,特别是那种江南的语态,是温润而优雅的。也就几年时间,文学的氛围找到了,特别是去年把作家的关系,从陕西正式转到了上海,就像是一个农民,找到了一块土地一样,心一下子就落地了,种子也就有了归属感。
       以上两点只是扎下了根,像城市两边移栽的行道树,并不能彻底消除一个人的乡愁。所以第三件事情,我试着开始欣赏自己身边的城市。我一直在思考,我想家到底是想什么?除了想自己孤独的老父亲之外,无非就是想城市里欠缺的。城市里欠缺的,无非是春天里的那些野花,夏天里的那条小溪,秋天里的那些红叶,冬天里的鹅毛大雪,还有雪地上成群的喜鹊。我慢慢地放慢了脚步,就发现一些东西,被自己平时忽视了。在单位楼下的花圃里就有杜鹃花,数量不是很多,但是红的粉的,开得十分灿烂;在我们小区前边的绿化带里,就有一个小湖泊,里边长满了芦苇,除了小鱼儿之外,竟然还有两只野鸭子,浮在水面上;至于秋天的树叶,在上海再普遍不过了,无论是大街两边,还是巷子深处,除了梧桐叶,还有枫叶和银杏叶,长在树上很漂亮,落在光滑的地板上,更有一番味道,让人禁不住会低头,拾起一片两片,带回家夹在书本里;至于冬天,陕西那边很少下雪了,就是下雪也存不住了。还有一样,总觉得陕西那边人单纯,没有太多尔虞我诈之心,但是回家去的次数多了,发现农村已经不是记忆中的农村了,为了争财夺利人早就变了。有一回,后妈去世,家里办丧事的时候,请了几个做饭的,还请了几个唱孝歌的,人还是原来左邻右舍的那帮子人,不过行事的方式却变了,做饭的婶婶是要按天收钱的,唱孝歌的人也是按时间收钱的。就连借来的桌子椅子和碗筷,不但交租,打碎几个是要照价赔偿的。我没有问,抬人下葬是不是也会收钱,反正什么都标价了,与城市是没有太大差别了。原来大家都是义务的,那种帮忙的气氛特别好。我姐夫兄弟五个,早年拧成一根绳子,他们一个锅吃饭,一张床上滚打,多义气多和睦呀,几乎威震一方了。如今呢?彼此刀刃相见,老大打断了老四的胳膊,老三打折了老二的腿。我问什么原因,基本都是地皮多占了,低保少拿了。还有,记忆中的山清水秀永远变成了美好记忆,我们村口有眼冬暖夏凉的山泉,因为树木被砍光了,已经干涸掉了;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房子盖得像江南水乡一般,可惜的是没有配套设施,清清亮亮的小河里扔遍了垃圾,大小便就直接排了进去。城市乱了,还有法律可以惩戒,还有儒雅的人格遮挡一下,但农村法制观念淡薄如纸,又没有多少涵养克制自己,一旦乱起来了,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比起当年的贫穷来说,更加让人痛心疾首,所以每次回乡,最多呆个三天,就生逃离之心了。
       有了家庭与文学的这个圈子,再加上农村与城市一对比,现在农村有的,城市都有了,现在农村没有的,城市也有了。慢慢地,觉得还是城市好一点,起码活得品质高一点,更加有人性有规矩一点。
现在我谈不上深爱上海,起码不再反感了,没有偏见了。前段时间身体不好,就又瞎想了一个问题,也算是我对一篇小说的构思,如果现在我真死了,到底是迁回陕西那边呢?还是埋在上海这边,甚至在陕西与上海各建一座坟墓呢?结果还是觉得把我埋在上海比较好。陕西那边已经很荒凉了,除了姐姐之外,只有父亲一个人了,父亲一旦去世了,我的故乡其实就不存在了,如果把自己埋在那里,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有谁会给我上坟呢?我不就是孤魂野鬼了吗?最大的孤独,其实不是生着的时候,而是你死了的时候。如果埋在上海呢?虽然儿子目前还小,等他长大了懂事了,起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给我送枝花去的吧?起码可以给我扫一扫墓碑上的的尘土吧?所以说,那个你希望埋着你的地方,其实就是你认同了的地方,也就是你真正的故乡了。
       △袁敏:你踏入文学之门时选择的是诗歌,为何后来选择了小说?
       ▲陈仓:记得袁敏老师在微博里说过,我的诗歌是我的小说之门。我从1994年开始写诗,在诗坛上是有一点小名气的,最近几年诗歌创作还在继续,我的两千行长诗《净身》就是我自己很看重的一个作品。但是主要推出来的是小说,其实这是一个意外,连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或者说是上天冥冥之中给我的一个安排。
       “进城”这个题材,并不是我写小说时才有的,我获得莫言故乡设立的第三届红高粱诗集奖的时候,他们给下的评语中有一句,“诗集《艾的门》能较好的将农村和城市生活经验相结合,心怀悲悯,洞察细微。”写着写着,我发现诗歌更注重内在的东西,也就是灵魂上的东西,在表现现实题材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或者说是我还无法把控,用诗歌的方式来构建现实。有一年春节,我把父亲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发生了许多在别人看来有些荒诞的故事,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便以这次“进城”为素材,创作了“进城”系列中的第一篇,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投给了《花城》杂志,没有想到成了一颗原子弹,随后就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了,被《小说月报》与《新华文摘》转载了,还有一些报纸也连载了,我似乎一下子就“成名”了,感觉像是做梦一样。于是又糊里糊涂地写了第二篇《女儿进城》、第三篇《我想去西安》,不到三年时间我整整写了二十个中篇,发表出来的几乎篇篇被转载,有的获奖了,有一篇还被买走了电影改编权。我一直认为不是我写的有多好,可能是我写的题材比较好。《小说选刊》曾经说我,“接地气,通人性,感人心”,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我写出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内心,写出了我们的挣扎。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他们说,写到他们心上去了,把他们给写哭了。还有一个原因,再好的一个作家,没有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编辑,那什么也干不了。我有些小说写得很随性,常有人问我,你写的是不是真的;还有人说,我像是在写散文。有评论家鼓励我,你写得像什么不像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像传统小说那般拿腔拿调,这恐怕就是你自己的特色了。被鼓励和点拨后,我写小说的时候,一边保持着自己的风格,一边提高自己的技巧,在后边几篇小说里,我认为是跨文本的,比如像《兔子皮》和《麦子进城》,还有最新的两篇《小猪进城》和《一块空地》,不但有小说的结构,有散文化的笔调,最重要的还有很浓重的诗性成份。我觉得小说要想成为经典,诗性成份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编辑朋友对我说,写诗的小说家,都是有巨大能量的,我对他的话是深信不疑的。有时候我干脆直接以诗入文,《红楼梦》里有很多诗,如果把这些诗全部去掉的话,不知道分量会轻多少?这次出版的8部进城系列小说集,袁敏老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让我在每篇小说前都配了一首诗,做为小说之门,也像是药引子,引药归经,对阅读这些小说起着引导作用。
       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写诗,随手记下生命中的一些亮点。反过来,这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小说积累素材,这些诗歌有一天随时都会成为我小说的一部分。
△袁敏:你的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民进城后的种种酸楚和纠结,从中看得到你对故乡的种种眷恋,对父亲深切的情意与不舍,你在都市回望乡村,你回望不舍的核心是什么?
       ▲陈仓: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群体会受到伤害,也叫做阵痛。在城市化进程中,承受阵痛的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很浅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必须离开土地,生活在一群不知何为小麦、甚至何为面粉的一群人中,暂且不提娱乐性、性压抑和做人尊严等这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最基本的现实问题是我们要活着,活着就要解决房子问题,就业吃饭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故乡再造的系统工程。如果按照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的话,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这里就不能称之为故乡,说明我们要在城市重新扎下根,实施这个工程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像我这样,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基本进入了不惑之年,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吃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经历了无数的歧视和侮辱,见过我的人都知道,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一颗牙齿已经率先离我而去以致于别人见我儿子时,都问我是不是他的爷爷。即便如此,在众多进城人员之中,我算是非常幸运的,除了在城市里安家、娶妻、生子之外,还有一份文学事业支撑着,哪怕现在立即死去,不仅身后留有一点名声,起码还留下了一个全尸。据我所知,第一代进城人员中,一部分仍然在城市里迷茫地漂着,一部分则残缺不全地回农村去了。我有一个写诗的老乡,在内蒙古挖过煤,在湖北工地上搬过砖,前几年去了河南,给人家当矿工,好像是打风洞,环境比较恶劣,一只眼睛瞎掉了,只好回到了陕西那边,继续种庄稼度过余生。在我们那里,还留在农村的,除了一些年老的,如果年轻一点的,基本是残疾的,而这些残疾又基本是在城市里落下的。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各种病状就出现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当初没有进城,没有心怀远方,依然留在塔尔坪,放放牛,种种小麦与土豆,采采天麻与茯苓,如今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多乡愁了?身上会不会就没有与年纪不符的那些皱纹了?人生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是没有办法从头再来的,所以说,隔岸观景总是非常美好的,当我在塔尔坪的时候,上海就是我的远方,就是我理想的天堂,而当我来到了上海,回过头再看塔尔坪,塔尔坪就是我的远方,就变成了我的桃花源。这就是我回望不舍的第一个核心。
第二个核心,其实就是尽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子,每年顶多回家一次,陪父亲睡个两晚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抱着父亲的双脚,把他一年四季都是冰冷的双脚给暖热。而绝大部分时间,父亲都是一个人,住在那个大院子里,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连个端汤倒水的人都没有,连呼救的人都没有。在小说《父亲的晚年生活》中我有过这样的隐忧。现在我特别能够体谅父亲,当初他一直反对我上学,反对我出门,其实从天伦之乐的角度讲,他是完全正确的。反对归反对,但是他在行动上,还是十分支持我的。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为了给我送棉衣,骑了好几天的自行车;我想印第一本诗集的时候,他虽然不明白什么是诗歌,还是心痛地卖掉家里的几吊子腊肉;今年正月回去,为了拍微电影,拍正在消失的故乡,父亲永远不明白,我这次回去干什么,但是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明白,只知道这是为了我,他就愿意去做,所以在寒风中任人摆布了整整一天。父亲的一生,全部消耗在子女身上了,我亏欠他的将永远无法弥补。
       这次回家,坐在我家门口,与父亲有一段对话,让我顿时泪流满面。大意是这样的,当我再一次动员父亲,希望他随我一起去上海,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照顾他了。父亲跟我说,我们塔尔坪有个老人,随着儿子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临死前留下遗嘱,要儿子不要火葬他,要把他拉回塔尔坪,安葬在塔尔坪。年前老人死了,儿子雇了两辆汽车,在路上跑了十几天,终于把他送回来了,然后埋在了塔尔坪。我问父亲,老人在塔尔坪还有亲戚吗?父亲说,一个都没有了。我说,那把他埋在这里,谁给他上坟呢?不是更孤单了?父亲说,儿子出钱雇了一个人,平时给老人烧纸送灯。离开塔尔坪后,袁敏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我们这些进城的人,到底把父母接进城是孝顺呢?还是让父母继续留在农村,过着他原生态的生活才是孝顺,这应该是很多人十分纠结的事情。
       △袁敏:你觉得自己已经成了真正的都市人了吗?像你这样进城的农民对你所生存的都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雾霾、食品不安全、交通拥堵,就职、升学、医疗、教育种种的困难,你如何看待这一切?
       ▲陈仓:见过我的朋友,有的说我有奇异之相,有的说我土里土气的。有个导演买走我小说电影改编权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我长相的原因才看好我的文本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我土气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我是一个农民,从大街上一眼望过去,就能认出我是一个农民。他们这么定义我,我是非常开心的,就像在茫茫沙漠上,把我定义为一根杂草一般,这是很奇妙的。上海这个地方,是很讲出身的,特别是爱问你从哪里来,所以大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洋鬼子之外,一般人是沉默不语的。刚来上海那些年,无论在单位还是朋友中,当有人问我出身问题时,我都会大声地说,我是从陕西农村来的,我们村子还不通电话与公路,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他是农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全是农民。他们见我把农民说得就跟皇上似的,也就没有再问什么了,我不知道他们私下里有没有看不起我,反正我自己始终是以一个农民的儿子而自豪的。
       现在的我,像城市人一样,讲卫生了,说话文明了,穿一些名牌了,吃一些大鱼大虾了。特别是还学上海人,隔三差五地品一次红酒,与朋友一起喝一次咖啡。但是从骨子里来讲,从气度上来讲,从价值观上来讲,我还是一个农民,一个比较纯正的农民,一个在胸坎上种庄稼的农民。比如说,我特别尊重粮食,我在家吃饭的时候,轻易是不浪费的,偶尔一粒两粒米洒在桌子上,我也会拾起来吃掉的,这被老婆骂过很多次了。说是脏,对身体不好。我觉得对粮食而言,用我们的身体把它消化掉,才是它们最大的意义,如果一粒米挣扎来挣扎去,最后跑到你们城市里,直接变成了一个垃圾,那对它们是很悲哀的。我比较喜欢去郊外,因为跑到郊外能看到一些田野,我就兴奋地在地上打个滚,再偷摘一点种子回来,在自家阳台上种庄稼。我在花盆里就种过向日葵,种过土豆,种过丝瓜,种过玉米,有一次还种了小麦,可惜小麦刚长出来,就被老婆当成杂草给除掉了,也不能怪她,小麦刚长出来的时候,确实太像杂草了,不是一个纯正的农民,是根本辨别不出来的。
       其实我很庆幸自己还保持着一份农民的心态。虽然上海几千万人口,没有几个农民,没有几个人种庄稼,照样吃得好吃得饱。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一块属于每一个人的土地,它们在播种,在出芽子,在抽穗子。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吃钢筋水泥就可以维持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穿衣服,可以不看病,可以不要房子,可以不要汽车,但是唯独不能离开土地,土地永远是生命之源,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土地,不要看不起农民。现在的人,看到有一块比较好的土地,首先想到的不是种什么庄稼,而是用这块土地盖什么房子,不仅城市这样,农村也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塔尔坪,多好的一个自然村落,不仅绿树环绕,而且有前庭后院的,就被荒废掉了,这个记录历史、承载回忆的故乡就要消失了。
       我对城市的感情,其实与一些夫妻之间的感情有些类似。说爱吧,谈不上,说恨吧,也没有,但是想要分手,太复杂了,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关键是分手后,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这个地球上,根本没有可以退步的地方了。所以两个人为了责任,只能维持现状,呆在一个房檐下,各自想各自的,各自干各自的。在城市里,太吵闹了,安静不下来,常常想如果我回陕西那边,过一种农耕生活,平时种种地,读读书,写写文章,会不会非常好呢?但是真回去了,那些素材与原型太贴身了,反而想象力一下子就丧失了。前边去陈忠实写《白鹿原》的村子看过了,一个农家小院子,两扇生锈的铁门,一把久未打开的铁锁,着实非常的安静和闲适,但他一直就生活在那里,老婆还在旁边红袖添香。而我呢?毕竟现在在上海还有很多割舍不开的,比如赖以糊口的工作,比如老婆孩子,比如那帮经常为我打气的朋友。我走了,养家的钱从哪里来?水管坏了谁来修?还怎么去听老师们的课?我常比喻,自己连上海的一棵树一根草都不如,那些树与草起码还是人们的景色,看着还比较舒服。而我是天空中的一片乌云,悬着,阴着,随时会给人带来麻烦的感觉,虽然总有一天会变成小雨滴,落下来,流到地面上,渗于地下去,但是这里又不种庄稼,没有几个人喜欢下雨的。
       现在的城市生活都是扭曲的,是有病的。有人告诉我,现在生活在城市,是一种耻辱,但是去哪里生活,才是一种幸福,才是有尊严的呢?如果前几年的话,就食品、交通拥堵以及教育来对比,当然陕西那边的农村要好很多。吃的粮食全是自己种出来的,没有任何农药,吃的肉全是自己养的,没有什么抗生素和激素;路上一年四季没有几辆车通过,天空总是瓦蓝瓦蓝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基本是放羊性质的,家里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最近发现,被城市化后没有什么差别了。比如不再用锄头薅草了,而是用除草剂了,那家伙非常厉害,照着地上一喷,寸草不生,而且种出来的麦子,不再自己磨面粉了,直接换成了袋装的面粉,有没有用农药,加没加漂白粉,是根本说不清的;家里养鸡,原来是散养的,吃虫子与露水,但是村里开了养鸡场,不但要打抗生素,喂的全是饲料,三个月鸡就长大了;还有中药和土特产,原来天麻呀核桃呀,都是野生的,天然生长的,现在不一样了,全是人工种出来的,而且还要用硫磺熏,本色应该是黄色的,一熏就黄亮黄亮的了;交通方面,公路基本修通了,起码是可以通拖拉机了,汽车还是很稀少,根本不会拥堵的,但是家家都有摩托车,大部分都是无证驾驶,没有交通规则可言,所以出了很多车祸,我姐姐就被一个小毛孩子撞断了腿,我姐夫被撞断过几根肋骨;还有教育,原来上学就在村子里,只有几分钟路程,现在不了,大家为了孩子,开始大搬家,有的搬到了镇上,多数搬到了县上,有钱的干脆搬到了西安。所以,我小说中的那种美好,只是过去式的,是记忆中的,根本不是未来的,那个魂牵梦绕的故乡,根本是回不去的。或者说是怀念一下可以,如果说真的让我们回去,那是不现实的。我有篇小说《空麻雀》,就对“进城”现象进行了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农村,适合我们回去定居,适合我们留下来,适合我们生在那里、埋在那里。小说最后给出了一个答案,起码要有生活来源,要有图书馆,要有敬老院,还要有珍藏历史的博物馆。这种理想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需要有勇气和眼光,要有足够的让人回头的时间。
       △袁敏:你的八部进城系列小说集的问世,相比你的诗歌你觉得谁更能代表你的心声?
       ▲陈仓:在《父亲进城》刚一出来时,北京有位作家就说,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父亲进城》是又一部《陈奂生上城》,正好代表了这个大移民的时代。我觉得他太抬举我了,把我的作品说大了。但是我的“进城”系列小说,确实以亲身体验的形式,比较早也比较感人地关注了这个群体,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心灵轨迹。目前,我进入了一个休整期,希望自己能够更冷静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更深一点,不能像原来那样,抱着小小的偏见,一定要分出一个城市与乡村来,分出一个哪里好哪里不好来,然后再继续把这个话题写下去,用书写历史的态度写下去。
       就目前创作现状来说,小说的时代烙印更明显一些,可能更多地能代表我,也可以说是代表我们。起码小说表达起来要容易一点,传播的范围要广一点,更生动有趣一点。不过,前边已经说过了,诗歌代表的是个人的心灵史,小说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史,但是我的诗歌与小说是相互渗透的。我还会继续保持两条腿走路的样子,碰到适合写诗歌的时候就写诗歌,碰到适合写小说的时候就写小说,必要的时候再把两者相互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