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万卷2016年阅读总结之私人书单(一)

静嘉张读书笔记 2021-11-23 10:58:24

2016年阅读总结之私人书单(一)


艺术强调真善美,但三者间又时有冲突,真实世界常常充满卑鄙肮脏,好人能心存善念,但绝不能用美来形容,美更多是艺术的想象。《二手时间》真实到令人恐惧,没有多少善,更别提美了。读这类书,会让人产生生理上不适感,人可以恶劣到令后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动物也不会对同类残暴至此,人比动物杀死吃掉同类更残暴。人比动物多了想象力,所以在折磨同类时也用尽智慧。红色时代与资本时代有不同的焦虑,用信仰填补焦虑还是用物质填补焦虑,经历过两个时代的人们也处于迷惑中,但好像物欲横流的人是不会想各种办法残害别人,因为只是关注自己与享受。




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历史像一部快进放映的电影,每一帧停顿异常清晰,但连续起来却让观众眩晕。这座城市,像是一个最卑微的妓女,永远无法拒绝金钱、权势和暴力,人人爱慕她娇美的肉体,忘记了她也有灵魂。她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却活在全世界理想主义者的想象之中。疼爱或伤害,总归是无法拒绝。这座城市,色调偏暗,即使沙漠里的烈日,也照不透厚厚的房墙。房中生活的人大都经历悲伤,各有不幸,小说家的使命是在阴郁的色调里发现爱的故事。




马家辉这个港仔要为香港立传,野心颇大。《龙头凤尾》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很大兴趣,作为锵锵的铁粉,很期待马博士的处女作小说,香港书展推介会上马博士对小说背后故事的讲述,读王德威教授为台版书所写的序,知其故事大概,阅读兴趣更甚,十月份简体版出版,一睹为快。《龙头凤尾》几个月里分获得各种奖项,并挺进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30本候选名单,马博士果真是出手不凡。小说写沦陷前后的香港,叙事角度颇为奇特,一个洪门龙头老大的广东佬,一个骚格兰情报官员鬼佬,两个人的禁忌之恋让香港的这段历史更为隐秘。秘密,成了小说核心主题。《龙头凤尾》最吸引人之处是道破中国的千年秘闻,帮派与官府,妓女与嫖客,光正下的龌蹉。近代中国遭遇英法美日殖民,底层民众的因应之道不外乎是陆南才那句口头禅“去鸠但啦”,无论谁做皇帝,都得活下去,要不然能怎么样,总得活下去。龙头凤尾是牌九的一种玩法,马家辉在小说中考证历代黄赌毒秘史,让读者大开眼界。龙头凤尾也暗喻香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断被抛弃,不断被侵犯,从满清到英帝国,再到日本,几经沦落,让人想到侯孝贤导演《悲情城市》里那句台词“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尤其是近年港陆矛盾尖锐,大陆人无理傲慢妄图征服一切,香港民众呢,只能那句“去鸠但啦”,马家辉作为小说家给出了港人的答案。在与杨照和胡洪侠合著的《对照记@1963》中,马家辉袒露了自己江湖情节的渊源,幼年春游遭逢烂仔抢劫,被两个混黑道的舅舅摆平,从此种下江湖情节,所以处女作就把心中的江湖画出来,“人在江湖,江与湖,都是水,也是浪,波涛把他推到哪里算哪里”。黑帮大佬与外国鬼佬的禁忌之爱,也只是这江湖里的一段小波浪,过去了,连声音都不曾留下,“永不能见,平素音容成隔世;别无复面,有缘遇合卜他生”。张爱玲《倾城之恋》,白流苏与范柳原历经战乱,找到一份平凡的相守,给世间留下温情;龙头凤尾,最终不剩龙头,不余凤尾,深埋读者心中一段隐痛。




比起《二手时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又译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更沉重,我想我是不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朋友读的,因为我不知道当人们了解了切尔诺贝利真实生存境况后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切尔诺贝利经验是人类不曾有过的经验,比死亡更让人恐惧的是在核爆辐射下生活,无法逃离,别无选择,切尔诺贝利人不被别处容纳。西奥多·阿多诺 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那切尔诺贝利之后还需要虚构人类的苦难吗?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受质疑之处就是非虚构写作能叫文学吗?一个事实是虚构中有大量写实,非虚构也需要想象,选择与表达是作家的创造,况且切尔诺贝利是能虚构出的吗?诚实与记忆也能让文学不朽。




      对一些城市或地区充满想象与兴趣,比如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布拉格、布达佩斯、京都、河内、克里米亚或克什米尔,或许是异国风情吸引,或许是作家把他们写的很美。伊斯坦布尔幸运地存活在帕慕克的记忆中,让这座城市走向世界,充满诗意。奥斯曼文明失落让这座城市笼罩在“呼愁”(土语,贴近忧伤情绪)之中,个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染上同样的色彩。有着画家身份的帕慕克,勾画起这座城市更多使用黑白两色。博斯普鲁斯海峡两旁的木建“雅骊”已多成废墟,大火将其燃成灰烬。只有没落的文明才会寻找身份,在西化、土耳其化与伊斯兰世俗化过程,丧失了帝国的多元包容。同样历经中华文明失落的读者,对其命运充满同情之理解。




《别样的色彩》作家用一幅幅碎片拼凑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和一个真实的土耳其,帕慕克在序言中说他希望读者找到那个他试图掩盖的中心,读完书我想这个中心或许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自我身份和土耳其身份。从画家到建筑师再到作家,帕慕克通过写作寻找自己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处在东西方交汇处的土耳其在西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摇摆中,也通过作家的文字建构自己真实的身份。常以为作家人群中最坦诚的人,他们以内心隐秘的伤痕为出发点写作,对人类赋予了极大信任。小说家离不开慈悲心,他们必须深入到他人世界去感知,自我与他者最深入的交流就产生了文学。有人从不读小说,说它太虚幻,而人生活的世界又足够真实吗?如同消费社会里,多少人的需求是被消费构建起来的,无数人以消费某一物品作为生活目标,哪个更真实呢?如帕慕克所言,文学从来不仅仅是描述世界,而且更是发现世界。




不得不说《金阁寺》是一本写的很美的书,但又是一本不容易读懂的书,因为里面有太多哲学沉思,通过年轻的小和尚讲出如此多的独到思考让故事失去些许真实性,当然真实永远不是文学最重要的标准。跟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大庭叶藏一样,三岛由纪夫也通过对男主角沟口设置身体上缺陷探讨身体缺陷对人性格和人性的影响,叶藏是不知“饥饿”为何物,所以无法理解他人,只能以搞笑伪装自己,最终成了边缘人,沟口是“结巴”,所以表达永远滞后于思考,反而比起他人能思考更深入和独特。这部小说依据真实案件改写,一个小和尚因为太爱金阁寺的美了,竟致于放一把火把金阁寺焚毁。三岛由纪夫通过小说探讨这背后的心理演变,因为常人是很难理解这种感情的,小说中男主角沟口太爱金阁的美了,金阁的美压抑于心头,竟导致和女人交欢时不能,金阁美的存在成为自己存在的障碍,只能放火焚毁同归于尽,但金阁焚毁后存在障碍消失后,沟口想到的是:“我想活下去”。小说展现三岛由纪夫的美学思想和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战后日本社会的不安与永恒美的矛盾,让人心理异化,金阁代表的传统美学因为日本战败而被毁灭,金阁最好的结局是毁于战火。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这种哲学思考,每个人可保留自己观点,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三岛由纪夫细腻的笔法,对人内心情感的深度挖掘,以及诗化的语言和想象、文字之美和艺术家眼中世界的流动。值得再读一遍。




年初发愿,今年读完四卷本鲁迅文集,还剩两个多月,恐怕又完不成任务了。于我而言,鲁迅像是一个过早相识的朋友,因年幼,害怕他严肃的面孔,对他总敬而远之,差点错过一段友谊,等到了能够识人的年纪,才会珍爱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他教训起人来,像老师,骂人总要有理有据,只要不被他骂,看他骂人也是享受。离他近些,就能看到他性情之处,怜贫爱幼,丢下成人的傲慢。有时是个诗人,孤独的在人世间呓语。在《立论》里,他说讲真话难,真话不好听,常不受人待见,得罪不少人。现今再读到《风筝》《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和当年课堂上读有很大不同,当年总强调“读懂”,仿佛鲁迅的文章总有迷题,文字背后满是阴谋,现在读更侧重感受,越来越贴近作者彼时心境,我想这是时间作用,阅历让人更懂人之常情,鲁迅笔下不也尽是人之常情嘛。




 止庵说张爱玲、鲁迅、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少有的“局面大”的作家,鲁迅从根本上说是个诗人,周作人从根本上说是个哲人。董桥《苦雨斋萧寂得像古寺》中讲道“周作人的小品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甘草,笔下尽是知性的沧桑和冷幽的世故,白话文熟得都散发出文言的清芬了。”知堂大人的小品文确实很有古趣,苍蝇跳蚤皆可入文,所引涉猎极广,古今中外野史通鉴儿歌乡语,在他笔下总有生趣。《知堂说》里对“知堂”名号略作解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涉及“知”的层面,“是知也”即拥有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智”;“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涉及“言”的层面,其中的“知”都是“智”。这是一个由“知”而“智”的过程。文章见性情,总归得学一分知堂大人“豆棚瓜架”的闲淡,要不然人就少了许多乐趣。




八十多年前的文章现在读过时了吗?前几年民国热,那些故纸堆里的民国大师也顺势被人翻出,着实又风光了一把,可谓哀荣备至,大师何以为大师并不重要,把大师请出来是骂人用的。知堂大人笔下民国远不如现今人们想象中的民国,教育医疗事业还未起步,民间给新生儿剪完脐带用泥止血,婴儿死于破伤风者众多,科学之风尚未抵达民间,乡村穷困挣扎于温饱线下。思想文化界活跃,复古派维新派大打出手,极端学说也有立足之地,但风潮也仅限于读书阶层,所谓思想自由,因政府弱小管控能力难至而已,还因西风刚刮过,政府也难看清形势。知堂大人的文章现在读起并不过时的原因,我想首先他关心的问题,现在仍未解决的也有,如民国中期的读经运动,现在又大行其道,所隐藏的文化内涵历经八十年也未有多大变化。其次因为知堂大人文章并不激烈,而多思辨,自由主义立场,如今仍能受用。还有知堂大人的学问好,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传承国故,传播西雨,总之是绕他不过的。1935年他写《日本管窥》,日本关外陈兵数十万,他能不陷民族主义偏颇,难得可贵,尽管他对日本国民性的结论仍是中国人看不懂日本人。对知堂大人的批评,用的无非是意思形态下的大棒,公道来说,他对国家的贡献是那些拿大棒打人者永难及的。




董桥说自己是老派人,他的文字和雅趣无不老派,英国旧式散文的典雅与明清小品文的灵透,记旧人记旧事,一页深情。书中讲他收藏文玩和古书的雅好,有典故,有故事,有学问,有一代人的涵养。旧时人惜物,不像消费社会以浪费为时尚,一件小物流传久了更珍贵更有情。随手写一幅小字,画一幅小画,闲谈里的几件趣闻掌故,是旧时文人修养。董桥说文字不外两款,一款有风,一款无风,微风过处,文章好看,没有微风,文章闷热。读罢小书,淋受几许微风,何其快哉。




常想一个问题,怎样的文字才有中国味。现代汉语受外语的影响大,读书写字总有一股学生腔。想其缘由,大概是五四一代作家推行白话文运动,大量采用外国作品表达,无论文字语序,都透着浓浓的翻译腔。且外国作品,若不用翻译腔,也是不行,改换中国腔是会让人读不下。以前读过一本翻译小说,满篇之乎者也,甚至于有段落译成古诗词,没了洋味,反而读不了。五四洗礼后,翻译腔学生腔盛行,只有少数作家能保有白话的原味。后来苏联革命话语一来,白话又成了另一番模样。当代作家中主流多用方言写作,逃离正统话语,自成一派。董桥幼时居南洋,受传统私塾教育,后生活在香港,不曾历经革命洗礼,语言里才有浓浓中国味。




终于集齐六卷本《英华沉浮录》,旧版本相较新版更隽秀,日读三两篇,有安心定神之功效。小品文最好看,不似专著像硬面包难啃得很,虽身体必须,吃起来不是享受,不似道德文章,说教的让人厌烦,也不似快销文字,皇皇万言,不知所云。千字一篇小文,学问、见识、才情,一样不少。读书常困于眼界,然有的书虽如雷贯耳,但心想自己绝不敢碰,一怕修为不够读不通,二怕枯燥繁琐无兴趣,三怕年代久远不实用,这第三点最害人,实用之说就是吃馒头就能填饱肚子为何还要玉盘珍馐。《英华沉浮录》里的文章,董桥大多扮演的角色是知识的二传手,文章是他读书所得所想,写出来有趣,让那泛黄的线装书更亲近现代人,如弟子有心,可入门问道。所谓实用务实,常为不思进取之借口,不学最实用,形而上如不实用,为何两千年最高明的头脑都在苦苦追寻,“I believe that imagination is stronger than knowledge.That myth is more potent than history.That dream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facts. That hope always triumphs over experience.That language is the only cure for grief.And I believe that love is stronger than death.”




读阿城的书,大有久违的茅塞顿开拍案叫绝之感,他艺术家的敏感性与观察力,常常让读者发现惊喜后微微一笑表示同意。他说小说最怕有“腔调”,此一点感触最深,某一艺术风格一个人用叫天才,一派人用那就是庸才了。他最推崇的小说家如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汪曾祺等,也都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喜欢他们的文字与睿智,文字经锻炼,睿智经历练。阿城为饱受正统文学诟病的世俗文学立传,推崇一个世俗社会,其反面是权力与话语权力对个人品味的干涉。理想的世俗社会是一种舒服的生存状态,不伟大不卑贱,但现实好像是权力退去后,世俗社会又被资本填满。


阿城的通透,可用见多识广来解释。他说书应当越读越少,他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大读书了,而更多的是看实物,看金石佛像,看壁画,读他文章可知那些见识不是能读书得到。《文化不是味精》分了五六辑,是阿城过去文章的集子,有的文章很老了,有些谈话涉禁,通通以口口口口代替,有人埋怨,我却觉得阿城坦诚,如果整句删掉,读者也不知道,若干年后,阿城这套文集最大的历史价值或许不是里面的内容,而是作为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口口口口,后人总想了解前人的禁忌。各辑文章不同主题,文化、电影、绘画、摄影、音乐、人物等,阿城兴趣领悟广泛,但并不深究专业技术问题,都借题目讲一个更宽视野的问题,见识让人佩服。文化不是味精,阿城对现下时兴的语言不满,把所有问题都往文化上归结,军事文化、法律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林林总总,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反而是是而非,文化就像味精,无论什么菜,都可以撒一把。文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有自己很实在的东西。文化就是一种关系,中国“文化”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的,非常简单明确,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是周的礼乐,“武”是我们的动物性,而“文”就是对动物性的压制,丛林法则进化为礼乐,“文”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大革命,是革“文”的命,就只能以武对武了。阿城很重视“巫”,也就是“萨满”,现在最重要的艺术形式,音乐、绘画、舞蹈都发源自“巫”时代,“巫”作为文化基因延续至今。




诗人写的散文别有一番味道。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北岛在海外漂泊十多年,回不了家,正是这段流亡经历,让北岛的文字很有沧桑感,更有一分处变不惊的淡然。《蓝房子》记人记事,人大多是流浪中碰到的同路诗人,同路并不一定同道。诗人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是没落的,在各种文化里都成了异类,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偏离常规,有激情,更有激情散尽的落寞。在中国,诗人的黄金年代是八十年代,他们受到的礼遇堪比当前最当红的明星,我们这代人不曾经历,从前辈的记忆中攫取只言片语,想象中也常希望回到激情澎湃的理想年代。诗人也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诗歌终归是替代不了明星的,北岛说“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北岛叙事也不脱诗人气质,零落许多闲笔,采撷的意象也只有诗人敏感的感官才能觉察得到。用字精简,短句更符合诗人习惯,所记琐事,层层推进细微决不累赘,很会讲故事,许多结尾都很见功力。“飞机的影子在上面滑过,像对不准焦距”,“醒来,远处公路上的汽车像划不着的火柴,在夜的边缘,不断擦过。”




给一本书话集写书话有点神经不正常。个人短暂的读书经历,几乎都是在号称“腰封小王子”的梁文道推介下进行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早已不是一个“正常读者”了,简直是嗜书如命,他眼中的家就是书堆围起来的地方。理想国在暑假发起了一项活动叫“挑战梁文道,一天一本书”,起初挑战者甚众,没过几天应声了了,一天读一本书对普通读者来说太困难。梁文道最夸张的不是平均每天读一本书,而且连洗澡时都能读,不仅泡澡时而是包括淋浴。这本《读者》是他的书话集,许多书都曾在他的电视节目《开卷八分钟》介绍过,看这些节目或书,虽不能深入了解书中内容,也能知其大概,习得一门“书皮学”。“书皮学”看似贬义,但又是爱书人无奈选择,毕竟好书太多,人生太短。对书,董桥的说法最有趣:“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也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爱看书的人应该都会有过的疑问是读书到底有什么用,通常自问时会陷入深思,而他问时不免反感,尤其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以此来责难你这个癖好时。我常想“知识即美德”的真意,“美德”或许是孔子的“仁”,读书可以减少偏见。每个人都是用偏见看世界的,没有偏见也就没有自己的角度,而读书可以减少无知带来的狭隘,宽容悲悯他者,“泛爱众,而亲仁”。用梁文道的话说就是“读吧,读着读着就忘记了老之将至”。




每个人在成长中都是异类。《对照记@1963》是很有创意的一本书,两岸三地,三位同是出生于1963年的知名媒体人文化人以命题作文的形式写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个人来看是记忆,而拼凑在一起又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图景。香港、台湾、大陆虽然都是文化概念上的中国,但各自社会特质差别又很显著,尤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关系紧张甚至一度隔绝,成长在各自社会里的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大陆一代人的印记是贫穷、政治运动与脱离土地,香港一代人的印记是港英殖民、商业文明与逼仄空间,台湾一代人的印记是戒严、军事训练与解冻。命题,很有文化隐喻,即使世界转换,个人的经历早已被确定的主题框定,每个人都将按照命运的主题一个一个走下去,哪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从文化上看,三地在共同的根上结出各自的果,书中“孔子”这个主题最能反应,无论是马家辉的戏谑,还是胡洪侠记忆中“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孔老二,抑或是杨照的孔子剧本,三位作者都或早或晚与孔子相逢,摆脱不了共同的根。三人成长经验上,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自我认定为异类,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与同辈人相隔越来越远,总被一个孤僻的自我拉入思想的黑洞,这也是他们能成为朋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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