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家国旧事|盛健《父亲(节选)》:新中国南陵中学第一任校长

郁青文社 2020-03-11 01:41:20

南陵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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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学莪(中)

 

父亲生于1917,今年是百岁诞辰。一直以为父亲的生命力超强,有着豁达的胸怀,乐观的心态,可以成为百岁老人。生命总有尽头,遗憾的是,三年前父亲还是因器官衰竭而离世。父亲作为普通人,有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父亲是厚重的,在儿子眼里,是位称职的父亲。作为儿子,一直想为父母写点什么。可越是亲近的人,却越难下笔。还是借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留点记忆,以示纪念。

人生有许多坎,1959年冬季,父亲煤气中毒是最危险的一次。母亲当时被选送北京协和医院深造,不在家。早上,姐姐看平时早起的父亲反常,敲门也不应。撞门进去,看见父亲口吐白沫,躺在床上。知道是煤气中毒,家里顿时手忙脚乱。我们年纪小,只知道在床上哭。艰苦岁月,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好在大学校园的邻居老师们,立即找来几位大学生,抬着急送医院。合肥师范学院到安医住院部有一公里的距离。还是父亲的命大,当医院设备准备好,要抢救前一位病人时,那位已经走了。父亲没有耽搁,直接送进抢救室。任何细小差错,后果不能想象。事后母亲得到消息,从北京赶回来。

父亲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从1938年担任安徽省南陵县三里小学教员起,到1987年在安徽大学退休,度过了近五十年的从教生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小时候特别崇拜父亲。我们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小伙伴的父母多数是名牌大学毕业,甚至吃过洋面包。而父亲只读一年大学,抗战爆发。没有大学文凭,全靠自己努力,以渊博的学识,先后担任了几个中学的校长,教导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进入高校,先后担任过数学系、中文系、外语系领导。而且一直坚持教学第一线,直到他70岁退休。当然,所有一切全靠他的勤奋和努力。小时候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父亲肯定趴在桌前,晚上睡觉了他仍在学习。除了文革期间,工作学习就是他的全部。

没时间教育孩子,他有着自己一套教育理念,“树大自然直”,换言之轻松教育法。母亲生前常责怪父亲,从不管小孩。父亲总是反驳,四个孩子现在不是都还好吗。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他很少要求我们做这做那,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我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不太自觉。放学即开始玩,直至晚上很晚。不做家庭作业,怕到学校去,找借口逃学。老师中午找到我家,一把把装病的我从床上拽下来,只见父亲笑咪咪地站在一旁,不说话。他认为孩子这样正常,也许他就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长大。但学生不学习,总是有问题的。

父亲1917年7月24日(农历丁巳年6月6日)生于安徽省南陵县。很少和我们提及他的童年,偶尔说起,小时候也喜欢玩,是南陵县东门大桥有名的盛大头。家里弟兄两个,大伯幼年因病服用硃砂,大脑受损,家庭对父亲给予厚望。虽然经济条件一般,但还是全力培养父亲。算命的曾说,父亲是天龙附体。因为袁世凯卒于1916年的这一天。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但爷爷们相信。

父亲幼读私塾,还记得教私塾的是位潘先生。读四书、五经和算术。私塾不要学费,靠每年的三节收礼。先生很少教,靠学生自己理解。犯错,面壁思过。少年时就读于南陵县教会学校乐育小学,该校在当地颇为有名,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王稼祥,曾在该校读书。小学毕业后,13岁离家去芜湖,就读于广益中学。从初中读到高中毕业。考入位于武昌的文华大学,在英语系就读。大学读了一年书,抗日战争爆发。中断学业,返回南陵,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违背他父亲的意志,走了一条相悖的路。

 

 

 

父亲的发小中有两位挚友,一位是比父亲小两岁的刘雨霖,一生从事邮政工作,解放前在南京,解放后到香港。另一位比父亲大四岁的孙运白,是位职业军人,早年参加新四军,退休后在杭州干休所。三位发小走不同的路,但始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父亲90多岁,还念叨要去杭州看孙运白,又顾及年龄太大,实在不方便。文革期间,父亲一度有些消沉。刘雨霖来信鼓励,父亲当时将信给我看过。还记得信的内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国家的行为,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左右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物质匮乏,刘雨霖时常从香港寄来一些衣物接济。他们三人,就这样,靠书信联系,情谊持续到生命尽头。这种情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其实,父亲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我从没有听过他说温情的话。也许是13岁就外出求学,习惯将情感埋藏在心底。我曾问过父亲,对家庭的情感。祖父对他寄予厚望,可他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令他失望。对家庭最温情的是,13岁去芜湖读书,早上临走时祖母烧的两个糖鸡蛋。我下放后,曾经收到他厚厚的来信。很奇怪,父亲从来不写信,别的同学也诧异。打开看,一个字没有,是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要做扎根派(大概意思),同学们大笑。父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子女的关心。

20岁的父亲,中断学业,回到南陵。南陵已和全国一样,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南方各省为国民党控制。国民党人士佘凌云,率皖南工作团进驻南陵,招募青年知识分子参与抗日宣传。父亲与许多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工作团组织的宣传活动。当时在外地求学返乡的南陵学子,就有数十人之多。工作团的时间很短,1938年2月17日(农历正月18日),日军飞机轰炸南陵县城,佘凌云及其工作团匆忙撤离。

时任国民党黄墓区区长的叶宗涛(又名丁文,1938年5月加入共产党,次年4月任中共南陵县委书记,1942年在江苏牺牲),因不满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愤然辞职。联络父亲、李叔平等青年,集资在城内东街创办了南陵青年合作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参加了南陵县青抗会,并被推选为总干事。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宣讲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短剧,募集“抗日献金”。

1938年11月,中共南陵县委在三里店成立。此时,父亲在他堂叔盛昌运(哲生)任校长的三里小学当教员。父亲在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引起了叶宗涛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注意,很快便成为发展对象。一九三九年冬,经叶宗涛、叶世华二人介绍,父亲于南陵三里店之叶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火热年代,火红青春。这段经历对父亲一生锻炼很大,常听乡友们赞许地回忆,父亲当年在广场的激情演讲。此外,还有两段值得回忆的花絮。1938年3—5月,新四军各部向皖南、皖中集中,军部也由南昌先后移至歙县岩寺、太平麻村和南陵土塘(今三里镇吕山村)暂驻。8月,移驻泾县云岭。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采访新四军时,曾到南陵参观、访问,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自陪同。当他们来到一家由青年合作社开办的书店时,恰逢父亲也在那。史沫特莱向一位戴姓店员询问有关情况,而戴姓店员不懂英语,父亲便代为作答,并交谈。

1939年3月,应新四军军部邀请,父亲作为南陵青抗会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泾县云岭举行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群众大会,聆听了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所作关于国际形势、抗日战争等问题的演讲,长达八小时,亲眼目睹了这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魅力与风采。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时间短暂。1940年,与父亲同时加入共产党的王洪融,不久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南陵的政治气氛迅速恶化。当时驻南陵的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副师长张乃新,通过该师青年军官张文浩,认识父亲,有意动员参加五十二师。并承诺,既可参军,也可到马树礼(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宦乡(中共地下党员)主办的《前线日报》工作。祖父反对儿子参加共产党,当然力主加入五十二师,但父亲不从。为此,父子二人激烈争吵,祖父一气之下,倒地不起。为了躲避日趋恶化的政治形势,也为了避免父子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决定离家出走,以表示自己对参加革命的决心。

 

 

1940年春节,父亲好友刘雨霖从浙江回南陵探亲,父亲同他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刘曾在旌德县旌阳镇小学教书,知道那里缺教师,便建议父亲在他去浙江时,一同到旌德找工作。春节后,父亲随刘一路南下到旌德县,了解到华坦小学尚缺教员,便去那里任教。在华坦小学教书期间,听说该县白地乡曾有共产党活动,父亲便跑到那里,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但终因政治气候不利,白色恐怖严重而未能如愿。

在华坦小学教书半年后,收到刘雨霖的信,谈及浙江丽水邮局正在招工。父亲立即辞去教职,赶往丽水。行至屯溪,碰到一位从贵州回来的南陵老乡王某,向父亲借钱,父亲把钱全部给了他,自己反而身无分文。父亲一生就这样,自己非常节俭,但对钱看的很淡,一辈子没有积蓄。幸好碰到一位正在屯溪参加培训的旌德县小学校长,劝父亲回旌德教书。父亲此时一无所有,只好放弃去浙江的念头,与他一起重返旌德,在旌阳镇小学任教。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已经有些淡忘,当年的切肤之痛。可父辈们,面对的是颠沛流离,水深火热的生活。父亲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以身殉国,另一位叶世华则背了一辈子历史包袱。皖南事变期间,叶被国民党抓捕,解放后定为叛徒,一直在家务农,政治上抬不起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叶世华伯伯为申述的事多次来找父亲。父亲帮助写证明,叶被捕后没有出卖父亲。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他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非常同情叶伯伯的遭遇,一生饱受磨难,而且牵连到家庭。女儿为他的事,常年在外奔波,其中的艰辛,无法想象。

国共两党,恩怨情仇数十年,影响着无数的家庭。父亲离家出走后,家里人都很着急,担心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和杀害。父亲的舅舅出于对外甥的爱护,自作主张填了一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希望借此“护身符”,保护外甥免遭毒手。殊不知这份“登记表”在多年以后,给父亲带来了很大麻烦。1940年初冬,父亲的舅舅打听到父亲的下落,前往劝他返回。父亲难驳舅舅的情面,遂跟着他回到南陵,在南陵中学找了一份教书工作。

父亲在旌阳小学任教期间,遇到同在该校任教、我的母亲曹洁云。母亲虽然出生在有钱的大户人家,可身世坎坷,自幼被当做童养媳。在旌阳小学任教是为了筹钱去上海考护校。两个孤独的年轻人,同为天涯沦落人,决心走到一起。母亲的遗作,山城梦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父亲。教师中,有一青年,宽厚温顺,学识渊博,对生活低标准、低要求,喜欢唱歌,喜欢讲故事。

也许经历了离家风波后,家境日衰,祖父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病逝。也许是和母亲认识后,母亲在上海求学数年,多了一份牵挂。也许是皖南事变后,政局更加险恶,连连战乱。随后的岁月,父亲安心从事教育工作,这也是他一生的理想。

1945年暑假,母亲完成上海“大德高级助产士学校”的学业,回南陵和父亲结婚。母亲和父亲同样,非常重视亲情,习惯将情感埋藏心底,不善表达。在交通信息非常闭塞的年代,分开那么多年,还能携手,需要一种纯粹的精神。父母结婚后,坎坷不少,但我们从没看过他们红过脸。相亲相爱一辈子,成为孩子、邻里的楷模。写到这里,想到自己的婚姻,有些相似。和夫人相识于1976年,夫人1978年底病退回上海,我在安徽的小县城工作。按世俗的观点,很难携手,但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对方。我们像父母一样,虽然有矛盾、分歧,我们的生活也许比一般家庭更加艰辛。但我们坚持约定俗成的底线,无论什么情况,绝不家庭暴力、从不提离婚。

1946年春,父亲应当年广益中学同学、已任南京道胜中学校长夔孝华之邀,赴该校任教,居住在南京挹江门外下关附近。道胜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教堂“道胜堂”设在校园内。牧师克里斯托弗是一位美国人,对父亲的英语水平称赞有加,愿意提供一个留学名额,去美国大学攻读神学学位。父亲是无神论者,谢绝了他的邀请。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成为父亲日后的一个麻烦。国共两党和谈期间,马歇尔将军受美国政府派遣,来华调停两党争端。在南京时,马歇尔曾由冯玉祥将军陪同,到道胜中学内的道胜堂做礼拜。校长夔孝华担心自己的英语应付不了,请父亲陪他去参加接待。由于马歇尔的随从中已有翻译,故父亲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近尾声,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学生们纷纷回家,学校相继停课,父母携一双儿女回到南陵。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第二十七军解放南陵。解放前几天,满街都是逃难的人群。在老家父亲算是见过世面,有着一定影响力。全家留在家中,静候解放军的到来。邻舍见状,也不乱跑。那几日,正逢母亲27岁生日,全家在楼上窗口,迎接解放。看见解放军急速前进,一边喊着“跟上!”,群众队伍站在街两边(夹道欢迎)。

1949年冬,县人民政府决定,中山中学与县立南陵初级中学合并,改名为皖南区南陵中学。不久,父亲被任命为合并后的南陵中学校长。解放了,父母都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父亲做校长后,常常为其他教师代课。不仅可以胜任英语教学,语文、数学、理化乃至音乐、体育等课程均可胜任。当时,母亲在繁昌县卫生院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2年被皖南行政公署选送到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

对孩子,他们无暇顾及。我是1952年在老家南陵县出生,具体出生日期父母记不清了。7月1日是办证时,选了一个喜庆的日子。母亲怀我的时候,即使是深夜,只要接到出诊任务,就会背起产包和药箱,提着灯笼,沿着崎岖的小路,赶去为产妇接生。我一出生,母亲去上海进修。父亲调到巢县中学(现巢湖市第一中学),夫妻分居两地,还要抚养三个孩子。姐姐、哥哥随父亲到巢县生活,而我则被送到南陵乡下奶妈家寄养。

我这样想象当时的我,乡下奶妈家都在为生计忙碌着,而我躺在什么地方,大声啼哭,哭累了,睡着了,醒了继续哭。因此,我小时候好哭。由于缺乏保护,没有安全感,一点不如意,就会没完没了,脾气非常犟。这些性格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不同,他们很阳光。估计是与这段寄养生活有关。因此,从孩子的健康着想,所有的父母,最好是将孩子带在身边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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