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老蒋眼中抗战最大耻辱是啥?

网易新闻客户端 2018-12-05 16: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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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佳骏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地处晋南的中条山背靠黄河,南屏潼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与晋东的太行山、泰岳山、晋西的吕梁山互为犄角。1938年起,国民党军队重兵驻扎在这里,配合地方武装建立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


中条山根据地是国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前哨阵地,该处连接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通往大后方的交通要道。该根据地在华北一度牵制着四个师团的日军,被日军视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直到1940年,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防守都坚如磐石。日军第20师团、第37师团等部,曾组织优势兵力11次大规模扫荡,均被中条山根据地军民化解。驻扎在此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将军曾言:“敌先后进犯者共十一次,皆予敌沉重打击。此数年为敌焰方张之时,敌不敢西越雷池一步,陕西得保安全者,本军实有力焉。”


第四集团军因此也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而日军则视中条山为牵制其军事行动的“盲肠炎”。


孙蔚如。


到1941年,中条山根据地已经13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国内舆论对中条山根据地褒奖有加:“敌人为欲实现其侵吞中原的阴谋,就不得不彻底的计划着肃清山西我军的威力,可是由于我军的艰苦作战,在中条山一带埋伏的灵巧的队伍不断袭击,时时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或前或后的游击,并截夺敌军的军火粮食,使敌人疲于奔命,所以就引起了敌人几次大举扫荡我们的计划,但是结果只是伤兵损将自速灭亡,这也证实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要想征服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只是一种悲哀的梦幻而已。”


正因如此,卫立煌将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卫立煌曾对第34师师长公秉藩说:“中条山是抗日战争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强,守军士气旺盛,这是我使用背水战的成功,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个战术,只有我使用它成了大功。”


事实上,“马奇诺”这一词语,在1940年法国被德国击破之后已成笑柄。


1941年5月,日军以10万兵力,在不到两周时间内,打败防守中条山的近20万国军,打死或俘虏国军近十万人。国军精心布防三年的中条山“马奇诺防线”,在一周内被日军攻破。伴随着中条山沦陷,这一带无数百姓就此踏上流亡路。中条山战役成为抗战之耻。


马奇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位于法国东方所设的防御工事,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1940年5月德军诱使英法联军支援荷兰,再偷袭阿登高地,联合荷兰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而马奇诺防线也因为德军袭击其背部而失去作用。


崩溃:三年经营一朝土崩瓦解


国军背靠黄河,固守中条山,在1941年之前也并非没有遭受过失败。1939年6月6日,日军集结3个师团,分9路进犯中条山,守军准备不足,陷入重围,“各线溃乱,无法指挥,失却战斗力”,遭到重创。


此役,96军177师工兵营以及530旅1057团约四五百名官兵,不愿被日军俘虏后受辱,集体扑入滚滚黄河或跳下悬崖自尽。平陆县沙口村在被日军攻陷后遭到屠杀。


直到6月18日,在日军达到战略目的撤退后,国民党军队才陆续收复阵地,中条山根据地再次恢复平静。战后,第一战区总结失败教训:“一、敌众我寡,不能战胜;二、由战前失察,对敌人估计太低,犯了不知己不知彼之病;三、转移无方,致阵地大乱。”


由此可见,所谓中条山的“马奇诺防线”,并不似看起来那般固若金汤。1941年5月,日军再度集结重兵大举进攻中条山。背靠黄河一字排开背水一战的国民党守军,这次没能抵挡住日军的强大攻势,很快被击溃,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被轻易攻破。


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此次战役做了充分的准备,方面军司令官筱冢义男对作战明确指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晋南的中央军牵制着日本的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央军。


为了准备这次会战,日军从当年4月起开始集结兵力,除原在中条山周边地区的4个师团和1个旅团之外,又由山西北部、河北、山东及武汉地区抽调两个师团及3个独立旅团,增援到该地区。此外,日军还将陆军在华航空部队第三飞行集团主力第一、第三飞行团向运城、新乡两基地集中,随时准备支援。


至4月底,日军在中条山西方运城、闻喜、绛县一带部署了第36、37、41师团以及第9、第16独立混成旅团;在中条山北方阳城附近部署了第33师团和第4独立旅团一部;在中条山东方沁阳、博爱地区部署了第21、第35师团。


国军方面,守卫中条山的兵力一共为16个师,其中第3军、第17军以及第80军的两个师守备中条山西侧;第43军、第98军、第15军守备中条山北侧;第9军三个师守备在中条山北侧。


中条山会战要图。5月7日会战开始,5月12日中条山区近20万国军没有大规模抵抗就进入撤退状态。


单纯以编制来看,日军在中条山投入的兵力约10万,而国军则约为18万,近乎日军的两倍。但在当时,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整个抗战期间,日本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谓“占据压倒优势”。


日军在战役开始之前就对国军的部署做了充分调查。针对国军背对黄河在中条山区一字排开的阵法,日军选取中条山国军阵地中部的垣曲县作为突破口,“直取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击灭。”


5月7日,日军在其航空队支援下,全面开始攻击。7日下午日军发动对中条山的全线进攻,并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垣曲,8日黄昏占领垣曲县城,完成中间突破任务,将中条山守军劈成两半。9日至10日,日军由垣曲分向东西扩张。11日和12日,日军接连完成西东两线的内层包围圈。


此后,日军即对两个包围圈内的国民政府军进行了反复的“围剿”和“扫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遂下令部队突围,但为时已晚,大部分部队都已无法冲出重围。被分割的国军在突围中又接连遭到打击,成建制遭到歼灭。


国军精心布防的中条山“马奇诺防线”,不到一周就被突破。负责守备的国军,只能后撤或被歼灭。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山区内围攻国军。滞留山区的国军损失惨重,只能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战况趋于沉寂,中条山会战至此结束。


中条山战役中的国军士兵。


此役,国军被俘约35000人,遗弃尸体约42000具。日军自称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而国军方面对日军的伤亡统计为“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九千九百名”。


日军通报的伤亡数字必定是缩水的,然而国军的惨败和巨大伤亡却是事实。国民党军仅少将以上军官牺牲和被俘者就达10多人。第80军新编第27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全部壮烈殉国。由云南开赴抗战前线的滇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及手下第12师师长寸性奇,因陷入包围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第98军军长武士敏在随后日军的扫荡中牺牲。第34师师长公秉藩率部两万余人投敌,第94师师长刘明夏、第42师师长王明钦、游击总队司令毕梅轩和其他一些副军长、参谋长、副师长等将校级军官大都被日军俘虏。


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滇军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41年中条山会战被日寇围困不得脱身,曾豪言:“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国民政府军败退黄河以南,丢失它在华北的最大一块抗日前哨阵地,中条山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达4年之久。这次战役失败之快、损失之惨可说在正面战场上是少见的。蒋介石在1941年5月28日《对于中条山战役失败之检讨》中说:中条山战役“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之大耻辱”,而日本方面则对中条山会战战果十分满意,认为会战“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成果。”


求解:名不副实的“马奇诺防线”


中条山战役的惨败和速败,是时人始料未及的。所谓中国“马奇诺防线”瞬间成为吹破的牛皮,变得无比讽刺。甚至日军都对如此轻易取胜而大感意外。然而,回顾中条山战役之前国军和日军面临的情势,不难探寻出国军惨败的原因。


国军之败因,首在战略部署。就地势而言,中条山山势不险,无隘可守,又背靠黄河无路可退,在此地部署重兵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国军高级将领薛岳在战后总结时说:“东西横旷百余公里,南北纵深不满80公里之山地,注入防守兵力20个师,十五六万人,如置巨鱼于井中。”


在地理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国军仍然采用消极防御的策略,企图依赖所谓中国的“马奇诺防线”,不主动集中兵力出击敌人,造成守势;在行动方针上一味“保守要地”,坐守待毙;错误地把第80军、第3军、第17军、第13军、第98军等摆成一线,当敌人实行中间突破,攻占垣曲后,国军被切成东西两段,前临强敌,后背深水,进被截击,退被阻击,只得全军溃退,酿成大败。


其次,在中条山战略部署失当的情况下,国军指挥部又错判了日军的意图。在进攻中条山之前,日军曾虚张声势,做渡过黄河进攻洛阳的准备。日军每日将橡皮船等渡河材料向南运输,到了晚上又将这些材料遮盖起来向北运回来,第二天依旧如此。


前线指挥官认为日军真实意图在于中条山。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在参加四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洛阳召开的会议时说:中条山和太岳地区还有这么多部队拉着敌人的后腿,在敌人还没有把这些部队解决前,日军是不会没有顾虑直接进攻洛阳的。


然而,军令部和长官部均认为日军将南渡进攻洛阳,为此,还在战役前夕将第十四军陈铁部由中条山调到黄河南岸,沿陇海铁路守备。加上1940年被调往河南保卫黄河的“中条山铁柱子”第四集团军,以及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部的第47军和第76军,中条山的总体防卫水平又有所下降。


第三,国军还败在粮食不足,军士生活条件艰苦。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中条山)各山村随处可见把着磨棍推磨的士兵,惟磨架设在露天的院里或空场上,如遇狂风或下雨的天气,官兵只能煮整个的麦和包谷吃了”。此外,中条山区不适宜种植蔬菜,官兵吃青菜比吃肉还困难,青菜由黄河南岸运到最前线,已腐烂不堪。因此,官兵经常的食品就是“麦掺包谷的面和小米稀饭”。前线官兵生活更为艰苦,其距离日军“最近者仅二三华里”,日夜不离战壕,“在战壕下部挖五尺见方的地下洞,铺上少许麦秸,不论下雨刮风,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


补给困难使得战时军队都需要以三分之一的兵力背运给养,“每团参加战斗者仅五六百人”。加上无法忍受恶劣环境的逃兵日益增多,“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中条山作战兵力恐怕不足十万,已经低于日军兵力了。


直至5月初,日军开始进攻时,中条山内国民党守军各军、师均无战备存粮,以致战斗开始几天即告断炊。5月7日会战开始,11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恩茂就向蒋介石致电说:“苦无存粮,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


这是抗战时一张中国军队阅兵时小憩的照片,90%以上的士兵低于基本营养标准,低于基本营养标准的士兵虽然敏捷性不差,但体力和耐力较差,由于体内没有基本的脂肪储备,无法应对高强度对抗。


第四,国军之败还在于军纪败坏,官无斗志。例如,第14集团军刘茂恩部虽为中央军,军纪却很差。“表面上谁都不说不想抗日,实际上很多人怕在前方受苦,希望退到黄河以南”。该部驻守中条山期间,“秘密赌博,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之事时有发生,“很多人闲谈时谈的都是嫖经”。参谋处的勤务兵强抢村中农民养的鸡,各处室的官员一天干不了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也睡大觉。“卫立煌在纪念周上大骂这些人,说他们头都快睡扁了。”


下层士兵军纪败坏,上层军官则毫无斗志。在中条山根据地,走私牟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连蒋介石在事后总结时都认为,中条山之战“究其失败原因,纯由走私为祟”。当时,中国守军在中条山一带贩卖粮食、烟土。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甚至已降到中国军队指挥部旁潜伏。


军纪败坏带来防务废弛。中条山虽号称中国的“马奇诺防线”,防御工事却十分薄弱。除前线挖有简单的战壕、交通壕和构筑一些堡垒外,其纵深的交通要道、隘口、军事补给线及黄河重要渡口等均缺乏防御设施,“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


如此军队,面对精锐日军,自然望风而靡。除部分官兵英勇抗战以至牺牲外,大部守军在战役开始后竟然因宗派观念太强,各自为战,互不救援;短暂抵抗后,即决定保存实力渡河后撤。国军高级将领胡宗南在中条山战败后慨叹:“我军系统复杂,意志不一,或苟图自存经商渔利,或有名无实互不协助,彼此观望”,“若干部队不是损失于正面作战,而是损失于退却渡河中。”由此,不难理解中条山“马奇诺防线”为何会一溃千里。


劫后:底层民众的苦难流离


在中条山根据地陷落之前,此地农民的生活,已经十分艰苦。国民党征用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做船工等工作,以保障物资供给。船工劳动强度很大,待遇却极低,因此生活很苦。


1940年7月,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张楚琨,在其报道《中条山战地印象记》中记述他在平陆尖坪渡所见情况:船夫干的最重要的“军运工作”,生活却是最低限度也维持不了。在船上我看见他们正烧着大锅子的面汤,每个人喝了六碗汤,吃一碗面条,就算把午餐解决了。船老板告诉我: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两毛钱,由军委会发给,但是常常迟发,三个月来,这一只船只拿到20多元。


在路途坎坷崎岖的中条山,农民靠手提肩扛,承担着最重要的后勤保障任务,但国军给当地农民的支差费仅有两三角钱,还经常克扣。有时,农民还不免遭军事人员责打。由于战勤繁重,农民中有人积劳成疾,也有农家因牲口死亡而陷入严重困难。


国军在黄河前线抗日,得到了百姓的支援。这是百姓在给前线运送物资。


根据地农民虽然服务于后勤,但对国民政府和国军没有好感,对政治更没有概念。据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在这一地区观察,山区农民把政府视为神秘而又吓人的“孽障”,认为政府只有两个机构:取之于民的和用之于民的。其中取之于民的要强大很多。


国民政府以“新生活运动”之名,将乞丐和吸毒者当做壮丁抓走,强迫他们行军。有的壮丁死在行军路上,尸体直接用茅草裹着丢掉。贝克还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对话:一位国民党人问县城的一位老者:“你们县里的二流子多吗?”老者回答:“现在不多了,他们都参加国民党了。”


基层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和抗日的概念十分模糊。在中条山战役中,国军由于“民众多逃避一空,带路问路觅顾无人,以致部队行动颇感困难,且处处遭敌袭击。”甚至有部分民众不但不为国出力,反而为敌所用,为敌人搜集情况,侦探道路,修筑工事。


正是这些对政治对国家毫无概念的国人,在中条山战役失败之后,遭到了最大规模的杀戮,承受了最多的苦痛。日军在攻占中条山过程中,对占领地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烧杀抢掠。据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采访当年幸存者统计,仅在夏县,有据可考的惨案就包括:招庄村上岭屠杀、祁家坡后沟和东岭屠杀、三尖头村上岭屠杀以及东北庄村屠杀,等。


在祁家坡后沟,日军发现躲藏在窑洞中的六男六女。在轮奸了所有妇女之后,日军又将十二人衣服扒光,逼迫他们互相发生关系。村民抵死不从,日军于是开始用刺刀屠杀。十二人中,最后仅一人受伤生还。


据不完全统计,祁家坡村被日军打死32人,活埋2人,逃难饿死9人,失踪8人,被卖到外地2人,流浪外地9人。全村被拆毁和烧毁房屋400间以上,家禽牲畜被日军和汉奸掠夺一空。在中条山沿黄河一带的平陆、垣曲等地,日军制造的屠杀和掠夺同样数不胜数。


日军进占中条山后,在平陆、夏县、垣曲和豫北济源县,黄河沿线二百多里长的地带,制造了二十多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无人区内房屋全部烧毁,居民全部赶走。


中条山地区有大批难民外逃,有的村子全村一个不留全部逃空。最初难民逃往河南渑池,靠国府救济机关和驻军舍饭度日,但后来救济场和舍饭都没有了。有的难民逃往陕西,最远到甘肃、新疆,甚至辗转流落到四川、云南。逃亡路上,难民有的丢弃老人,有的抛弃妻子,甚至有的将幼小儿女丢进黄河。逃难的难民很多在路上妻离子散。


图为书中绘制的中条山难民流亡示意图。


1934年出生的张年才是夏县祁家河人,中条山战役后他家举家逃亡陕西,流亡九年,全家七口人仅剩两口人。同是祁家河人的杨景致出生于1933年,全家八口人讨饭逃亡到渑池,回来只剩四口人。类似经历者,还有1936年出生的陈胜奎,他家七口人在逃难生活中仅有三人存活。在中条山战役之后,底层民众的流亡生涯,大抵艰辛如此。


陷入混乱的不止中条山。在与中条山隔黄河相望的洛阳,美国人格兰姆·贝克观察到,战役失败给洛阳带来的混乱:这洛阳城一直是靠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中条山为屏障的。在不足两周内,浮夸的盖子揭开了,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国府的地方官员也在撤退人群中,几乎所有汽车和半数以上大车,都装着文武官员的家眷和家具,以及省府各衙门的公文。其中,一位桂姓军官对贝克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管日本人在中条山所用的战术叫‘切豆饼’,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切得那么快吗?因为我们帮了他们的忙,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早就把自己给切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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