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之战,3万满蒙精骑外加27门大炮为何才打死5个英法联军?

精典悅讀周刊 2019-12-02 00:54:45


本期编辑:武芸萱



北京有俩八里桥,一是东边的东八里桥,一是西边的西八里桥。东八里桥距离通州八里,西八里桥距离北京城八里。西八里桥在北京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路上,是一座平面的石板桥,处于马关营村,四周都是马关营的菜地,在1986年修建京石高速时拆了,但地名还留存着;东八里桥比西八里桥的名气要大得多,它坐落于通州区和朝阳区的交接。以前归通州,现在归朝阳。现在一提八里桥,主要指东八里桥。


八里桥之战


要说这八里桥得先说通惠河。通惠河是元代郭守敬主持挖建的一条漕运河道,名字是由元世祖忽必烈命名的。这条运河最早是从昌平的白浮村的神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崇文门外向东,在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去,至通州张家湾村入潞河,即现在的北运河故道。这样连接上京杭大运河,全长达82公里。后因战乱和山洪,通惠河的上游都废弃了。现在说通惠河,一般都指从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县城入北运河这段河道,全长有20公里。这一段在过去是两岸垂柳,每一步都是一处可观的美景。八里桥就是坐落在这通惠河上,与通州县城相距八里远的一座桥。



八里桥原名叫永通桥,在民间有“永通桥,通南北,永通桥下过往的船只数不清”的民谣。八里的距离不是虚指,确实是东距通州整整8华里,地铁八通线、京通快速路、京哈高速路都从八里桥边经过,每天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曾有当地的传说,说八里桥是桥身长达八里,而且只有一个拱,当年运粮的船只成片地在桥前面落下桅杆,从桥拱中穿过,再竖起桅杆来。这是个太过夸张的说法,而当年漕运的壮观景象却是有案可稽的。



八里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南北走向,横跨通惠河。桥身一共有三个拱券,中间的很大,可以通过比较大的船只。两边的比较小,但很对称,错落有致。桥为纯石块建成,异常的坚固,每块石头与石头之间,都嵌入铁楔子相连。桥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桥面两侧有32副石栏板,板面上都雕刻满了各种花样和纹饰,看上去,雕刻的刀法十分流畅,粗犷有力。桥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都雕刻有石狮子。那些石狮子的形态也是各种各样,栩栩如生,可与卢沟桥的石狮子相媲美。桥的东西两端,各雕刻有一对神兽,那对神兽长着长长的鬃毛和细密的鳞甲,昂首挺胸,好不威风。在桥下的岸边上,也就是东西两侧,南北两岸,各趴着一只镇水兽。这四只镇水兽也是雕刻精美,都是扭着脖子,看着桥下污染的流水。


在桥的南边,也就是河的南岸,偏东大概有二百多米的堤岸,立着一通高大的石碑。石碑足有五六米高,碑身上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这是雍正爷的御制石道碑,即雍正爷为了表示大清国在此修建从京城到通州之间的道路,特意在此立碑纪念的。早起,北京城内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土路,修筑一条石头铺成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凡是修了石头道路,皇帝都会在旁边立个巨大的石碑来纪念。这座石碑外面还是建有一座黄琉璃瓦的碑亭,连里面的房梁上都画满了彩画。可惜最早建的在八国联军时代被烧毁,现在看到的是2005年仿古复建的。


单单从这古桥和古碑的石刻上来看,就是十分精美的文物了。在早年间,这一带的风景十分美丽。通惠河边上是杨柳依依,一片水乡美景,古老的石桥、石碑更添加了怀古的感觉。这里一直是通州郊区的踏青圣地。在清代,统治者们定期要到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去祭祀祖先,从北京城到遵化必然要走这座桥。


这座古桥精美的雕刻和沧桑的历史,足以使人在它身边驻留片刻,来想想当年,在这座桥上发生的事情。



八里桥不仅是风景名胜,还是著名的古战场。这里地处交通要冲,战略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战争。在大清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这一年的阳历九月二十一日,三万清军曾在这里与六千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曾经有一种传说,是英法联军在得知这处地名为八里桥时,很是害怕。他们以为这座桥长达八里,他们在想,如果中国军队封锁桥面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冲过八里之长的桥而到达对岸呢?其实这是笑话。


可八里桥之战的故事,远远不像历史教科书上所说得那么简单。



从咸丰六年,1856年开始,因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条约结束,而洋人还想继续争取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在这期间,发生了 “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亚罗号”本是一艘中国船,只是在香港英方登记注册过,广东水师曾在上面逮捕过一些海盗和涉嫌的水手;“西林教案”是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进入中国内地活动,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西林教案”,一起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先攻打广州,又于1859年进攻大沽炮台,结果遭到了惨败。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继续侵略中国。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了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炮台的基地。


大沽炮台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若从正面直接进攻,在中国的重炮防守之下,英法联军难以攻破。于是,联军就采取了先占领大沽周边地方,从侧面进攻的方式。结果清廷因大炮是固定在炮台上无法转动而遭到惨败。还有一些另人无奈的细节。大沽炮台一共分为五处炮台,英法联军仅仅攻占了两处侧翼的小炮台,另外三处主炮台就投降不打了。洋人觉得奇怪,就问被俘的清兵,结果竟然是清朝的将领阵亡,若要继续指挥必须要等朝廷任命新的指挥官,否则越权就是死罪。无人敢继续指挥战争,只能投降了。



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在通州展开谈判,结果谈判无果,而此时,清政府仍旧是天朝大国,英法等国不外乎是他的藩属国而已,就下令扣押了英方以巴夏礼为首的谈判人员共39人。巴夏礼是个中国通,在英法联军中做翻译。联军见谈判破裂,就继续进攻,不久攻下了天津、通州,清军退守在八里桥一带。1860年9月21日,即农历八月初七,这一天的凌晨四时,英法侵略军以6000人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自通州郭家坟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这时英法联军驻扎在八里桥的南边,清军在北面,双方隔着通惠河相望,战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争夺八里桥这座古桥上。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而中国一方的守将,是当时清朝最精锐的部队,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铁骑。


蒙古骑兵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兵种,在元代时横扫欧洲,甚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的率领下,打到多瑙河流域。他们的特点是速度很快,擅长用弯刀和弓箭,往往是在对方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就被他们消灭掉了。而蒙古骑兵的弓箭十分了得,他们都能拉开硬弓,射出的箭可以直接穿透铠甲。在清代,清朝政府多年来实施满蒙联姻的政策也是如此,一直把蒙古八旗作为自己做强劲的部队。而这次八里桥之战也是如此,可惜的是,结局不是清廷错了,而是时代错了。



世界已经过了冷兵器时代,在过去最为强劲的部队转眼间就成为最落后的。在八里桥战役中,联军已经有了精确的大炮,和比较原始的连发枪,还配备有先进的火炮。而蒙古骑兵还处于大刀弓箭的地步,所以说,这场战争成了对清军的大屠杀。清军并非没有火器。早在清初,八旗建立制度时就有了火器营。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二炮,这一营房的驻地就在北京的西部,如今还留有火器营的地名。可是,火器营使用的枪械是老式的火枪,从枪管里先装入火药,再装入大粒的铁砂子,然后用扦子从枪口往里捣紧,再点火开枪。这种枪一直作为打猎打鸟之用。作为打仗的话,一个人要是开了一枪,得跑到一边去装弹药。而清军最致命的一点是,他们不知为什么有一个把火药绑在身上的习惯。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上来看,清军的火药就是斜肩背着,要么就像裤腰带一样缠在腰里。结果,英法联军只要开一炮,就可以达到火烧连营的效果。清军还没有打,自己就都炸成一片了。后来直到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老舍先生的父亲还是这样为国尽忠的。


从大的战略上来说,英法联军是进攻的一方,他们应该进攻八里桥,而清军是防守在八里桥上打阵地战。清军却在武器远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全部出击。清军自动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根本没有利用自己在家门口打仗的优势,被联军只要在八里桥头码上几门大炮,就什么都解决了。那些骑在马上比较快的蒙古骑兵,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冲入敌阵去大肆砍杀,甚至连跟英法联军的短兵相接的机会都没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冲到最前面的一个蒙古骑兵,也就是离英法联军最近的距离,还有五十米。他们的弓箭也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



在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一直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他们用马刀和弓箭等武器,齐声呼喊杀敌。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的伤亡更加重大了,把八里桥下通惠河的水都染红了。八里桥边仍旧是炮火遮天蔽日,八旗子弟视死如归,不断的冲过重重火力封锁的八里桥,桥上的将士倒下了,后面的将士又冲了上来。八里桥的石栏板被炸得粉碎,许多石狮子也被炸毁,桥面上堆满了清军的尸体,始终没有靠近英法联军的部队去进行肉搏战。这场仗从早上七点打到了中午十一点就接近尾声了,联军发动反击,越过了八里桥,清军就一下子溃败了。


清军的溃败是一下子四处散开,根本不是有组织的撤退,但大量的清军还是向着北京城的方向逃了。联军也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就沿着朝阳路一路追赶。清军到了朝阳门后一拐弯沿着二环路逃向德胜门,那时德胜门北边还没有八达岭高速,还都是树林子和荒地,到了德胜门后一下子就散开了。等联军追到德胜门,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联军本想攻打德胜门,直接拿下皇宫,抓住中国的皇帝,发现德胜门城楼高大,防守严密,很难攻破。他们四处打听,误以为中国的皇帝在圆明园。此时天已经黑了,于是,英法联军兵分两路,英军驻扎在德胜门外,法军赶到圆明园去驻扎。在法军占领圆明园时,却遭到了比较有效的抵抗:有几个太监拿着火枪,打死了几个法国骑兵。


过了几天,联军在德胜门与清朝守军谈判,要求清军投降。并声称,如果清军不投降的话,就把大炮架在德胜门上直接把紫禁城轰了。其实联军的大炮再先进,也无法从德胜门上直接打到故宫,只是在吹牛。而被大炮打怕了的清军信以为真,一下子投降了。在咸丰皇帝逃走后,他兄弟恭亲王“鬼子六”出面和英法联军谈判。这时,英法联军分别有组织,有计划的洗劫了圆明园。


英法联军与清军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项目,就是要放回巴夏礼一行人质。三日后,“鬼子六”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生还的人中就有巴夏礼,巴夏礼对着英法联军一顿的诉苦和搬弄是非,结果英军统帅大怒,他们想,清朝皇帝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圆明园,于是就派骑兵去火烧了圆明园。



其实,防止出现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也很简单,当初直接把巴夏礼等人剁巴了完事,省了那么多麻烦。就算省不了麻烦也会错开烧圆明园的日子,那天正赶上刮风,错开日子就烧不了那么多了。其实虐死洋人的问题,谁也不赖,只是中西方的文明根本对不上话。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优待俘虏的传统,当时的罪犯都会一刀一刀地剐掉,整死几个洋俘虏算个毛?当时要求中国在这方面文明点,纯属鸡同鸭讲。



八里桥之战是近代军队与古代军队的一次典型战役。英法联军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兵员是义务兵役制加职业军官团。装备的是配备刺刀的步枪和滑膛炮。清军仍旧是以冷兵器装备为主的步骑混合军队。与联军有不止一代的代差。十九世纪欧洲的近代军队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封建王朝的军队作战时,大都是以压倒性的胜利的。八里桥之战,三万多清军伤亡过半,而六千人的联军只有十二人阵亡。八里桥之战清军败了,曾经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骑兵不好使了。有一种说法是,骑兵作战只能向前冲锋,如果蒙古骑兵的人再多一点,英法联军就没子弹了,随后就可以冲入敌阵一律屠杀。不过历史不能假设,败了就败了,完了也就完了,不能盼着敌人没有子弹而取胜。


法军统帅孟托班回国后被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法国皇帝还提议再给他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但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八里桥之战后,清政府将伤痕累累的八里桥重新修复,但仍不免留下了一些炮弹造成的创伤。直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民国政府修京通柏油路时,将桥两端垫土,降低了石桥的坡度。1949年后,桥面铺上沥青。后来为保护古桥的历史风貌,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在桥南北两端开道引河,各建三洞水泥桥一座,用来泄洪分流,桥间以水泥构成分水泊岸。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古桥已经年久失修,桥体变形,护栏板更是多处损毁。而在修建京唐高速公路和京通快速路时,都把八里桥避让开来,并划为古迹保护起来。2001年,八里桥经过全面修复,将引桥伸长,在两端各加上石拱券以防止洪水袭击,并修复了桥上的石狮子算得是一个景观,尽管桥下的通惠河污染严重,时常断流。


如今,留有英法联军洋枪洋炮弹痕的八里桥仍巍然横跨在古老的通惠河上,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沧桑岁月。而蒙古骑兵的马蹄声,是再也听不到了。反正现在英法联军也打不过八里桥,他们要么是被堵在京通快速路的收费站上,要么是挤不上地铁八通线,要么就是被中传、二外的女学生们迷住了。既然他们打不过来,所以我们就把北京城墙拆了。


▶八里桥之战




延伸阅读

僧格林沁:清朝最后的蒙古勇将


  僧格林沁影视形象


八十年代初,一部刘晓庆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在全国热映,亿万观众记住了影片中那个对西方列强悲壮作战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然而,关于他的出生与灭亡,仍然有很多读者并不了解。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初五, 内蒙古的哲里木盟科尔沁科左翼后旗的一片草地上,羊倌德力格尔像平时一样安静的放羊。突然有人来报喜,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


德力格尔也是黄金家族的子孙,爵位是四等台吉。但成吉思汗的子孙众多,德力格尔只是属于边缘群体。他家境十分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常年给别人放羊。由此,得了个外号“雅马台吉”,意思是放羊的穷台吉。


但德力格尔仍然郑重的给两个刚出生的儿子起了好名字。大的叫“朗布林沁”,宝贝大象的意思;小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僧格林沁”,宝贝狮子的意思。兄弟俩都是用藏语起的名字,因为当时的蒙古人都信仰喇嘛教,认为用藏语起一个和喇嘛教有联系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宁。而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表示踏踏实实的生活、修行。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表示智勇兼备,能破除一切烦恼。


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原本贫困的家庭,由于又多了两口人,生活更加艰难。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僧格林沁9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放羊。12岁时,僧格林沁当喇嘛的伯父布和特木尔,将他带到当地的郡王喇嘛庙开始了小喇嘛的生涯。一则可以为家里人积功德,二则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正常的情况下,僧格林沁会在青灯古佛下过一生。谁也没想到,三年后,僧格林沁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的远方族叔、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逝。


索郡王是最早归顺努尔哈赤的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嫡系子孙。因为明安子孙世代与清廷皇族联姻,地位高贵显赫。他的妻子便是嘉庆皇帝的亲女儿和硕庄敬公主。


但公主只为索郡王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今病逝,谁来继承王位成了一个大难题。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荣华富贵,同族的子孙们各显其能的疏通关系,希望能得偿所愿。 


在这片纷纷扰扰中,和硕庄敬公主有一天忽然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老喇嘛送来一只黑虎,说:“把他还给主人家,您要好好的对待他。”公主惊醒。第二天,果然有一个老喇嘛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公主的住所,他就是15岁的僧格林沁。


公主十分惊讶,便与道光帝说起这件事。道光帝亲自面试,见僧格林沁仪表非凡,便立为公主的养子。于是,僧格林沁蓄起了头发,成为新一代札萨克郡王。


这样的转变,对僧格林沁而言简直是一步登天。从社会的底层,一跃成为多罗郡王,皇亲国戚。在这一转折中,僧格林沁的伯父布和特木尔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为经常去王府做法事,布和特木尔与王府的侧福晋关系密切,又买通了公主身边的太监、宫女,第一时间获得了公主做梦的确切消息,才给僧格林沁创造出这个继承王位的机会。 


从此,僧格林沁离开了科尔沁草原,进入北京的皇宫里,作为道光帝名义上的外甥,与皇子们一起读书习武。


道光八年(1828年),僧格林沁成年。多罗贝勒文和将女儿嫁给了他。文和是康熙帝大哥福全的后人。僧格林沁与清朝皇族关系从此日益亲密,仕途相应更为坦荡。


道光十四年(1834年),僧格林沁被授予御前大臣,补授正白旗领侍卫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掌管清帝的禁卫军。不久,又调任镶白旗满洲都统。这可是只有满人才有资格担任的官职。


道光帝驾崩后,僧格林沁成为四大顾命大臣之一,从此走上了位极人臣之路。正如《清史稿》所载:僧格林沁,“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当然,僧格林沁能成为名将,不仅仅是运气好。他先后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反击英法联军入侵、镇压捻军起义中,战功无数。不但爵位从郡王升为亲王,还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



眼下,捻军的首领张洛行被僧格林沁俘获处死,捻军已经大势已去。僧格林沁最终的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在赖文光的领导下,捻军残部行踪飘忽,盘旋于兖州、沂州、曹县、济州之间,由汶上进入郓城水套,联络当地的私人武装,数量又暴增至数万人。


僧格林沁督师猛进,连续追击捻军一个多月,每天行军300余里,从河南追入山东,急行军几千里,部下人困马乏,军中怨言载道。但僧格林沁认为,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他自己也不睡不吃,累极了就下马在路边小睡片刻,喝两大杯烧酒,继续上马追击。因为疲惫之极,连马缰绳都抓不住,必须用布带把缰绳栓在肩膀上。


终于,最后的时刻来临了,清军进至曹州北高庄,捻军迎战。


捻军首领张洛行的弟弟小黑,19岁,异常骁勇,与捻军将领任柱一起猛烈攻击清军。虽然僧格林沁军队的炮弹如雨倾泄,但小黑全然不顾,与任柱带领骑兵脱衔猛冲,最后竟导致清兵大败,被捻军围困。清军没有食物,半夜突围乱战,夜黑看不清路,又逃至吴家店。


最后,僧格林沁身边还有五百亲兵红盔红甲,被称为“红孩儿”,配备大量来复枪,骁勇能战。但捻军利用一丈几尺粗细均匀的青竹,竹端安装利刃,作为特殊的长矛。红孩儿多被长矛挑死,僧格林沁也受伤。


夜晚,僧格林沁只身藏在麦田里,被十几岁的小捻军张皮绠发现杀死。那一天是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事实上,僧格林沁失败前的千里急行军,已经让清廷内部担心。同治帝下旨,告诫他要持重为戒。曾国藩也准备密奏,希望清廷下旨,命令僧格林沁的军队稍加休整,养精蓄锐。但这些都晚了,不久前线传来噩耗。


曾国藩立时派左宗棠带人寻找僧格林沁的尸体,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棺椁。恰好前来为湘军输送给养的林榆县县令于良辰在场。马上说:“我祖母的寿木是上好的满洲材,外挂两层铝被,内有床,情愿解大帅燃眉之急给僧王收尸。”如此,僧格林沁才得以体面入殓。


僧格林沁


长久以来,人们似乎习惯将僧格林沁之死归因为轻骑冒进、部队疲劳行军。其实,还有一些深层级的原因。


一是各个派系的隔阂。


僧格林沁是皇亲国戚的亲王,统领的是满蒙军队的精锐,以正统官军自居,一直看不起湘军、淮军这些地方团练性质的编外军队。他还借口团练大臣杜某打仗怯懦却经常扰民,奏劾了他的官。因此,双方存在严重的心理隔阂。


但随着僧格林沁的心腹战将接连战死,自己身边得力战将逐渐稀少。为了补充僧格林沁的军力,清廷调来湘军、淮军的著名将领。不过,因为过去的隔阂,这些将领大多持观望态度,不肯真正出力。僧格林沁也不愿意使用他们。如此,僧格林沁的实力大受影响。


二是失掉了民心。


带兵之初,僧格林沁军纪严格,严禁军队扰民。可是,僧格林沁的军队多是北方人,长时间离家远征,高度紧张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于是,为了提振士气,凝聚人心,僧格林沁也不得不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导致军队四处扰民。


在进入湖北后,僧格林沁的军队下属淫掠残暴,大肆掠夺壮丁、妇女。更可气的是,地方士绅想要求见反映相关情况,还必须向僧格林沁身边人行贿100两至400两不等的白银。而当地百姓到辕门哭诉,僧格林沁竟皱着眉头说:“北方的军队离家时间太长,你们应该迁走躲避。”


从此,僧格林沁大失民心。当时甚至有民谣:“不怕蚂蚱吃,不怕黄水淹,就怕僧王住一天。”


本来部队就是客兵,人生地疏,很多时候要依靠当地百姓提供补给、传递消息、了解地形。失去民心后,僧格林沁的军队丧失了地方的众多支持。其后期败多胜少,这是重要的原因。 


三是失去了将领的拥戴。


僧格林沁为人质朴,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与普通士兵吃一样粗陋的食物,士兵都休息了,自己再休息。这些自然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官兵而言,用生命做赌注,升官发财是更实际的要求。


当时大多数的清军将领,在一次战斗后,经常夸大吹嘘属下的功劳,以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官职,更丰厚的赏赐,致使赏赐过滥。僧格林沁凡事都从国家的角度想,大力杜绝这种现象。


首先,在自己的军队中,他禁止额外的保举赏赐。僧格林沁本身比较勇敢,经常轻骑突进,官兵跟随他,冒着比别的军队更大的生命危险。现如今,更辛苦的行军,却获得比别人更少的赏赐,天长日久,属下自然暗生埋怨,战斗力受到影响。 



此外,僧格林沁还经常上奏,告其他官员黑状。他认为这些官员施恩麾下的将领,以致保举的官员太多太滥。地方官吏治废弛,州县捏造灾害,私下仍征收赋税,却导致军饷不足。


例如蒙城解围时,安徽巡抚乔松年向朝廷列出一张嘉奖名单。乔松年虽然地位比僧格林沁官职低,但并不是僧格林沁的下属。对此,僧格林沁却管的太宽,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发现其中有很多冒功邀功的情况。比如:英翰是等到援军到时才移营合攻的;徐登普是捻军投降过来的,应该先免其为贼的罪行。施绍恒是僧格林沁派往的,仅过几天蒙城就解围了,并没有战功。


其实,这种冒功的情况当时非常普遍,连曾国藩也这么做,已经是一种潜规则,可是僧格林沁就这么较真。倒霉的安徽巡抚乔松年被清廷降三级留任,英翰被降五级留任。这让周边的清军和地方官对僧格林沁日益不满。


终于,人困马乏之时,突然遭遇劲敌,僧格林沁带领轻骑兵率先冲入敌阵,而其他将领还未接战,便纷纷作鸟兽散。附近的各支清军在救援上也有意行动迟缓,僧格林沁必死无疑。 


抛开胜败的因素不谈,僧格林沁的个人品质有不少方面值得称道。 


僧格林沁办事气切认真。在山东时,有一天一个地方官请他吃饭。刚刚入座,忽然外面人声鼎沸。僧格林沁命人打探,获悉:“某某村子,因为捻军前来抢掠,向王爷求救。”僧格林沁立即从座位上站起,叫人牵马。地方官请他稍微吃点饭再走。僧格林沁却迫不及待,将案子上几个馒头放到怀中,匆匆上马而去。 


此外,僧格林沁虽然贵为亲王,却平易近人,与大小将士说话,都有笑容。每当安营扎寨后,僧格林沁经常把马鞍放到帐外,独自坐在上面一边饮酒一边吃蒸猪。经过的军人纷纷环绕着他,要肉吃。僧格林沁就一片一片地割给他们。一群刚走,另一群就来了,直到把一只蒸猪分完为止,这种情况日以为常。


而且,僧格林沁战争前后还经常巡营。不像别的将领骑着马巡视,他大多时间都是步行,陪同的将军、都统、提镇等官无不跟随步行,借此僧格林沁拉近了与士兵的距离。


西方画家笔下的八里桥之战


不少人称呼僧格林沁为僧王,其实他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忠亲王。他的阵亡,是满蒙贵族最后善战的将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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