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物志》(三):物之观念(上)

怀古典藏 2018-09-30 03:23:40

《长物志》的文本,所勾画的是明代缙绅物质生活的总体图景,它为不同的物品分门别类,并评述其所涵盖的精神价值观。但其中,文震亨显然忽略了对与物品生产方面的描述,比如书中从来不曾提及物品种类的生产工艺,换言之,它不是《天工开物》式的描述,指导如何修犁或做面条等,这是它的不同。




文震亨《长物志》的行文描述无疑是非常精确的,即便缺乏图画的直观展示,它仍具有使我们不仅可以试着重构已然消失的明代物质世界的某些元素(例如,果盘中的水果的陈设方式,以及没有视觉依据或已失传的某些漆饰家具),而且使我们可以从博物馆简单归类的众多材料以及在艺术品贸易里流通的物品中,迅速发现符合文震亨那法医般的精确描述、并且“诚如他所知的”那种物品。



我们看到,《长物志》的行文描述其实不专注于物品自身,而是更关注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它们提供的并非是一套描述明代物品的完整语法,而是大量的可以让同代人在多种表述之间进行分别的有意味的特征。文震亨很少描述某物是什么,而是描述它不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物品的区别和差异(亦即明代士绅的物品观念),展示的是社会的界限和区别。在明代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自身并不关注消费选择(无差别消费),而是关心是否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存活下去(他们并不关心“长物”,多余之物)。明代士绅的物品世界,是消费在引领生产的关系,迥别于大众市场。所以,文震亨所阐明的物品的各种差别,并非得益于那些服装、桌子或香炉的生产者,而是士绅阶层就“物应该如何”而达成的共识,无论就确切的还是比喻的意义而言都是如此。




在西方历史上,不同种类的物品所显示的男女界限成为一种社会区隔,要从19世纪才开始。此前,这种社会差异在不同形式的男性和女性物质文化中,除服饰以及某一性别专用的物品,如武器或化妆品之外,似乎并不总是那么明显。举例而言,17世纪的意大利并没有出现诸如“女用椅子”或“男用杯子”之类的物品。当然,并非这类差异不存在,而是说它们还尚未被提升到需要可以声明其属性的程度。



然而,在《长物志》中,文震亨明确提出一些特定的物品,或同类之物,但因材料或装饰的差异,而不适合男子使用,比如卷四《禽鱼》提到的“鹦鹉”,“断为闺阁中物,非幽人所需也”,又如卷八《衣饰》提到的“锦帐、帛帐俱闺阁中物。”这种在物品使用上严格界分男女的观念,在明代中国并不令人惊异。须知,当时本就是一个有着严格性别界限的社会,男女的隔绝状态甚至延伸到了同一家庭有着亲缘关系的成员之间。大户人家将居所严格分成前庭(男用部分)和后院(女用部分),其分界处有非常狭窄的通道,只允许男主人进入后院。



文震亨最常焦虑的就是物品的自然伦常,由于男人滥用无论从材料或装饰上都显然更适合女性的物品,可能引发混乱。除上述“鹦鹉”和“帐”的例子外,文震亨在论家具的章节也列举了适合女性所用的床的不同样式,而在论“位置”卷内,他着意指出“卧室宜清洁雅素,若一涉绚丽,便如闺阁。”栏杆如雕“卍”字形的镂空纹样,也只宜闺阁中,因其不甚“古雅”。而对于服饰,文震亨的这种焦虑心态则不那么明显,他对女性服饰未置一词,谈的都是“男子的衣饰”,毫无落入闺阁之流的担忧,这或许也表明,当时男女在服饰上的界限已被清晰地厘定了。



物品的男女之别,出文震亨所感知的这些外,其范围更为广大。如果我们将事业放得更开一些,在上层社会的宅邸中会进一步发现关于性别隔离的暗示,与前庭、后院区分相呼应的正式男用和女用物品的差别。对这类区分的省略或强调同样说明问题,比如文震亨在论“几榻”的章节中,对于存储的家具,只对书箱和存放珍玩的箱具感兴趣,而对食橱、箱柜则不加重视,因其存放的只是女性或仆人关心之物,尽管当时有样式繁多的橱柜。



同样,如以传世的图像为据,似乎当有男性在场,女性从不落座于高背扶手椅上。但这并非绝对的男女之分,而是尊卑之别。在男性缺席唯有女性的场合,则年岁最长者就坐于高背大椅上。而一种特别的美人靠,从其名字可知,便专为女性所用。此外,深居闺阁的女性,其所用的家具,也别有撩人之意趣。其存放衣裳的箱箧(qie),以及更有特别的,在内院中居主导地位的带有帐幔的大型眠床,均为女性嫁妆的一部分,也一直是她们的私产,一旦婚姻解体,可搬离夫家。就家庭地位而言,床还是一种重要的象征物,在当时一夫多妻妾的家庭中,床的质地令妻与妾有所区别,地位更显尊贵。



装饰,有时也可用来标识专属女性之物。一些纹饰的使用,往往强调当时女性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传宗接代、孕育子嗣,比如“百子图”“婴戏图”等题材在物品中的使用,以及一些象征多产的植物,如石榴、荔枝等,用来装饰女性的化妆盒。此外,一些反映历朝历代列女的文学故事场景,也常用来装饰女性的专属物品。




以物品的产地来衡量其品第,这种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少可上溯至青铜时代晚期出现的文本,即公元前5世纪的《禹贡》一文,它记载了古代中国按物产分为九州,并一一列举各地的“特产”,此后这也成为贯穿中国官修史书的一个特色,在其他类型的史书笔记中也具有突出的地位。例如写于13世纪,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即将陷落之际的几部著名作品(著名的如吴自牧的《梦梁录》),精心罗列了上等的茶、丝绸或其他享乐物品的生产中心。



文震亨的《长物志》在论茶的章节中延续了这种关于“名产”的写作传统,也尽可能地呈现了他所处时代已臻至发达的事物。当时商业活动和商业信息的网络,已经成熟到了可以令某地的特产享誉整个明帝国的程度。比如,出版的商人手册列明了各省的特产,如“浙西盛产毛竹、木材、漆和牛脂”,以及“江西富毛竹、箭、金、漆、铜、锡”等套语,同时暗示出这些产品最好的行销区域。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在《长物志》中找到“画笔,杭州者佳”或“泾县连四最佳”等评语就不足为奇了。再如谈到砚石,文震亨列举了众多出产砚石的产地,从邻近的浙江,到南方的广东,以及远在西北的甘肃,共8个明代的省份。作为士大夫阶层特别感兴趣的一种享乐之物(同时也波及所有那些模仿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人),砚石因产地的不同而有着微妙的区别,通过晚明的商业渠道,各种样式的砚石均能获得。不仅是苏州的富贵人家如文震亨可以购买这类砚石,而且地位较低的地方士绅也同样可得,他们可能正是历书和居家手册之类图书的主要读者。因此,《居家事类大全》在其论“书斋必备”的章节中包含了上佳的笔豪产自广东番禺,而著名的制笔家则集中在安徽宣州和常州一类的信息。



有一种特殊的地理因素的差别,即来自明帝国疆界之外的珍奇物品,在《长物志》中也有很好的展现。这与从外国进口原材料有很大区别,后者在中国已有悠久历史,即使没有千年,也有数百年之久。这些(外国之物)并非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猎奇之物,而是一种系统的输入,是享乐物品消费的重要部分。李言恭和郝杰所着的《日本考》一书,列举了万历朝的“贡物”:“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描金粉匣、涂金妆彩屏风。”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日本享乐物品在晚明时尚中的流行,对于将明代文化简单地归纳成“民族的”或不易接受外来影响的观点,是一种有力的纠正。



除了来自美洲被当成宠物饲养的火鸡,有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半岛出产的编席,来自高丽的纸和笔(后面三样均为半成品,而非精加工的奢侈品),文震亨对来自日本的高级工艺品,主要是漆器和铁器,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论倭剑之语,文辞中带有敬意,令人联想到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日本刀的赞颂,就好像他对高丽禅灯的褒奖,同样可追溯到《洞天清录集》,但他提到番经(当然无法读懂,但可为佛堂增添一种佛学的清净气息),却更象是时人的做法,对于日本所产的铜袖炉、铜压尺、鉄裁刀和剪刀,以及漆器香合、秘阁、墨匣、箱、台几、橱、佛架,也是同样道理。


在文震亨激赏这些外国物品时,并不带有居高临下的口吻:

 

“倭箱黑漆嵌金银片,大者盈尺,其铰钉锁钥,俱奇巧绝伦,以置古玉重器或晋、唐小卷最宜;又有一种差大,式亦古雅,作方胜、缨络等花者,其轻如纸,亦可置卷轴、香药、杂玩,斋中宜多畜以备用。”



士人阶层对珍奇舶来品的接受加深了对外来之物的热衷。以大名鼎鼎的利玛窦为首的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士把钟表、版画、棱镜以及其他欧洲礼品带到中国,为高层官员和朝廷所接纳。这一轶事常被说成是中国特别迷恋西方科学发展的明证,但它可能更符合这样的情形,即舶来品是人们所熟悉和广泛需求的一种商品类型,而不论其个体所具有的特性,新奇之物也并非只是个新玩意儿。



本文参见【英】柯律治著、陈恒译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文字略有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