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三)

花城 2019-08-13 14: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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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三)


原《花城》主编范汉生口述,申霞艳整理编写



诗增刊与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

上文说过,我陪苏晨外出访问期间,筲箕窝笔会召开。此后我就有意少参与主刊的事,主动去编增刊。

那时批准手续简单,办刊物容易,办增刊更容易。小说、诗歌、电影等等,《花城》出了不少增刊。大家都很有工作热情,忙着出书,还出增刊。接近1981年年底时,我和林贤治编了诗歌增刊。诗人们很高兴,诗人多发表阵地少,诗人听说有个诗增刊,有点欢欣鼓舞。为了宣传,我们召开过诗人座谈会,数十诗人到会,野曼、柯原、西彤、郑南、黄蒲生等众多诗人相继发言,大家情绪很高,提出要扩大宣传,要搞朗诵会、演唱会。会后我与林贤治商量举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并立即行动。我向林坚文、苏晨、李士非请示,均表支持。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与文联、音乐家协会、电视台联系。林贤治虽然参加工作不久,却很有工作能力,而且肯干,整天冒着冷雨去与有关人员商谈。文联有本刊物叫《岭南音乐》,当时的主编是刘志文,他有搞活动的经验,我们一谈他就很来劲,说要搞活动就搞大一点,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觉得新闻发布会是严肃的事情,问他到哪里去开哪里有场地。他笑笑说就在他的编辑部开。那时这类活动很少,一说举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果然很有号召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都来了,记者们也很支持,并提了不少善意的建议,也有不同意见。电视台的一位编辑问我,每场给演员多少报酬,我说:“7,她反对,我以为给少了,她却说:你们给这么高的报酬,今后我们电视台就难做了。原来她认为给多了。那时普遍待遇低,而且对物质刺激还心有余悸。我们请了电视台导演黄嘉良(后曾导演《公关小姐》)做这场演出的导演,请了很多知名的电影演员、话剧演员和歌唱演员,如话剧演员姚锡娟、简肇强(曾配音日本电视剧《血疑》)、曹会渠(曾出演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队长)、歌唱家谢莉斯、王洁实、欧阳劲松等,当时演员报酬很低,没什么架子,一请就来了。场地是当年广州最好的剧场——友谊剧场。原计划演两场,后因观众太多,又加一场。这次演出活动作为重大事情报告了省委,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副秘书长张汉青本身就是作家及诗人,和《花城》关系密切,我曾当过他们的责编,这次朗诵节目中又有杨应彬(杨石)一首诗,他们非常赞成这个活动,省委主要领导也要来观看演出。陈开枝(当时是二处处长)找我,说第一场前十排座位留住,省五套班子一起出席,并谈到首长安全问题。我说安全问题是你的事,我只负责留票。那晚除省委书记任仲夷出差在外,五套班子基本到齐,包括军区领导。开演前,省委书记吴冷西要见花城出版社领导人,我陪苏晨走进贵宾室向他介绍了一下情况。门票大部分公开发售,一部分分送各有关部门,节目很吸引观众,姚锡娟朗诵都德的《最后一课》,8分钟长的朗诵,全场鸦静得没有一点声响。《三家巷》话剧上演只卖出几十张票,诗歌朗诵演唱会却一票难求,大家评价很高,说谁说高雅艺术不好?群众不欢迎?就是没组织好嘛。本来只是为诗增刊做宣传,却也给出版社扩大了影响,闫伯洪副局长遇到我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呵!那时物质条件差,整个出版局只有一部上海牌轿车,也调给演出用。就是通过这次演出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演艺界的朋友,我同姚锡娟、简肇强等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的,后来他们挂靠在花城出版社成立的广东语言艺术研究会,至今还有活动。那次参加演唱会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如导演黄嘉良、歌唱家欧阳劲松等。岁月易逝,音容依在。黄嘉良是位有水平的严厉的责任心很强的导演,他一走上台就不讲情面,看到演员稍有懈怠就训,包括对曹会渠这样有成就的老演员。报幕人是电视台青年主持人侯玉婷,总挨他批评。以我看侯玉婷已经很努力了,节目之间总在抓紧时间默背下个节目的解说词,从不敢休息,还是挨训;天很冷,她穿套白纱报幕装每场总是走在最后。她的工作态度很好,后来她遇到困难,我们也帮助过她。

回想起来,那一段是《花城》最热闹的时候。从上至下对《花城》都是相当支持的。一份刊物有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时的辉煌,也会有困难的遭遇和难以预测的起伏跌宕。

风浪骤起

我正在昏头昏脑忙于演唱会并因演出的成功而有些醺醺然的时候,一天回到社里,林坚文低声告诉我:《花城》出事了!

《花城》1982年第1期发了由《今天的童话》修改的《春天的童话》,并附了一个编者附记:

本刊1981年第一期曾预告第二期将发表《今天的童话》,后因作者还要修改,临时抽了下来。现在发表的是第五稿,并改名为《春天的童话》。

并在文尾附了作者五次修改的时间。

修改后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呢?写女主角羽珊痛苦的个人经历,她父母不幸的婚姻生活及她父亲的外遇,她生命中两次没有爱情的失败婚姻,后来碰到了老编辑何净,他喜欢她的小说《过去的故事》,所以关心她的写作情况,一来二去两人就发生了感情,而羽珊在和何净恋爱时何净欺骗了她。小说中何净是重要报刊的重要编辑,又是有妇之夫,这件事本身给羽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羽珊对自己的爱情很坚持,不肯屈服。遇罗锦写这篇小说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清白。为了赋予自己的爱情的正当性,语言狂热,写得非常大胆。

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又是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当时遇罗锦和有妇之夫的恋爱正闹得满城风雨,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完全可以对得上号,几乎不需要索引。这就很难不令人产生利用写作丑化对方的看法。

《春天的童话》的具体发表过程我不清楚,至今我也不太清楚,虽在《花城》编辑部,但我没有过问,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是不是请示过领导,我也不清楚。前面说过,这段时间我搞诗歌增刊和筹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去了。1982年第1期《春天的童话》发表之后,上面意见很大,要求收回,以收回的版权页为准计算退款,刊物在当地封存。那时《花城》定价才1元,在地摊上就涨到10元,盗版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有出版就有盗版。后来到底退了多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9万本左右。这个消息传出去,很多读者根本也不在乎版权页,没版权页的照样买。紧接着,《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工人日报》《文汇报》集中地发表了对其进行全盘否定的文章,有些批评文章对我们刊物也进行了严重的质疑。在这种压力下,编辑部不能不作检讨。局领导要李士非、林振名赶紧组织批判文章,所以紧接着在第3期发表了蔡运桂的《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一文。由于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习惯说什么左啦右啦,其实有些批判文章是保编辑部过关的,蔡运桂的文章就是这样,而且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那时保编辑部过关是第一要务,不存在谁有胆量谁没胆量的问题。编辑部还在刊物上发了一个检查——《我们的失误》:我们对这篇作品的错误估量偏低,经过报刊批评,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至于主人公羽珊,我们认为她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利己主义的。这个检查是黄文俞和李士非写的。当时这种刊物上的自我检查不稀罕,《清明》《长江》等不少刊物都发过类似的检讨。

局领导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会,要总结经验教训。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也参加了。李士非在会上做了检讨,我在会上发了言,谁都不讲话不行,不讲话过不了关;不是我过不了关,是这件事情过不了关,是《花城》过不了关。我发言的大意有两点:一是批评李士非,说局领导已经说过只发《乾坤特重我头轻》,他不该坚持要发《春天的童话》,说他固执,我想不说他有点错,他也难以过关;一是说明起初没发《今天的童话》是因为编辑部内部有争议,并非因为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这是要害。因为宣传部那位处长坚持说他打电话传达了中央宣传部的意见,却不被执行。如果这样,就是一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性质就变了。那时特别强调党对刊物的领导,还要求编辑部有党支部,如果中央宣传部的意见都不听,那就是个不得了的问题。我没接过这个电话是真,为了维护刊物和有关人员,我却坚持说编辑部没有接过这个电话,我于心无愧。我在会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后来竟有人夸张地说我在会上大批李士非,造成我和李士非之间的隔膜,多少年我保持沉默。会后,那位处长又问过我:既然没有接到我传达的中宣部的电话内容,为什么《今天的童话》没有发呢?他说他确实转了这个电话,我仍坚持不发是因为内部有争议,并非因为接到什么电话。其实我与这位处长私交尚好,一次我出差北京住在张自忠路中纪委招待所,正遇他在那里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会议,他又提起当年的电话问题,说:老范,你是个老实人,但有时候未必说的都是真话。很伤感似的。我仍说我说了真话,但我心中无法将这件事彻底弄清楚。

当时广东的风气相对全国已经比较宽松,加之1981年任仲夷来当省委第一书记,气氛更为不同。《花城》因为发表《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和我们杂志的关系比较好。1982年春节前,杨沫由她的外甥女、作家蒋维嘉陪同,到广州来了,住在广东迎宾馆。省委很重视,张汉青让我带他去看她,说杨沫的《青春之歌》教育了我们几代人。深圳特区处境困难,特区领导吴南生等去向她反映过情况。任仲夷去看过她两次,我问她任书记同她谈些什么?她说谈一位老朋友。杨沫个性开朗,富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还向我谈起她的一段往事。她说三十年代她是进步青年,后来与党失去联系,很苦闷,就想到监狱里找党。她当小学教师,生活很困难,就蒸些馒头到监狱去探望一个政治犯。这个政治犯是地下党员,出狱后约她到北海公园谈心,曾表达爱慕之意,她未接受。多年后这位爱慕者成了任仲夷的同事,并常常谈起她。

杨沫住在广州这段时间正是遇罗锦的文章最麻烦的时候,我问林坚文说,是不是请杨沫帮我们在任仲夷面前说说话,林坚文是个非常慎重的人,他说好,但千万不要勉强杨大姐。我与杨沫谈了,杨沫欣然应允,帮我们向任仲夷反映情况。直到她临走前一天,她外甥女陪她到友谊商店购物,恰好碰到任仲夷的夫人王玄,她说她快要走了,想去跟任书记告别,王玄说老任出差了。她又在王玄面前大力肯定了《花城》的成绩,要王玄在任仲夷面前也多替《花城》说话,无论如何要保住《花城》。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春天的童话》带来的风波在他的关心与多方的努力下就这样平息下去。

所谓作家避难所

也是在这时,《花城》一度被人称为作家的避难所。有些作家是自己想过来,有些是我们邀请来,住在三元里的矿泉客舍,当时这个矿泉客舍还算一个比较高级的处所。1982年初,杨沫、遇罗锦、谌容(因《人到中年》受批评)、张洁(因《爱,是不能忘记的》受批判)、戴厚英(因《人啊,人》受批判)和叶蔚林等一批有争议的作家都来过。除杨沫住迎宾馆,其余都住矿泉客舍。

张洁和遇罗锦很沉静。张洁来之前我问杨沫张洁长得啥样,杨沫说很文静,像一个漂亮的小媳妇。谌容和戴厚英爱说笑,有一天她俩向我提出,广东早茶很有名,要饮一次正宗的广东早茶。我与她们说定去中山五路惠如酒家,这家算是老字号茶馆,门前两根柱子上面盘龙雕凤,有传统气息。她们听说要起早,说杨沫大姐就不去了吧,杨沫说她要去。出版社车辆有困难,约好她们从三元里步行到迎宾馆,接上杨沫再一起步行去惠如酒楼。那时喝茶很少有小房,都是大厅大台,不论认识或不认识,一坐下就海阔天空说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家人呢。我们坐上一张大台,与别人并台,说着说着就和桌上别的人聊起来。同桌是一位香港消防员,回来探亲,同几个亲戚一起来饮茶。戴厚英和谌容性格开朗,和那位消防员聊天,还要学说广州话。张洁比较内向,话少。遇罗锦这次有感自身处境,话也少。她们那时和《花城》关系都不错,给了杂志很多稿子。

遇罗锦并未因《春天的童话》受很大冲击,她在北京一家杂志当美编,领导对她不错,她和我们编辑部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她比较容易亲近,中等身材,偏胖,有些姿色,她和杨沫一起到我家包过饺子,很勤快也很能干。她知道我不赞成她的原稿《今天的童话》,其实我和她之间并未有芥蒂。再见她时已是1984年,我到北京组稿。那时旅店少,外出最难办的是住宿。贺捷生(贺龙的女儿)帮我订个房间,订在养蜂夹道里边,就是中南海后门对面的中央首长俱乐部,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条件不错,但不自由,不能接待客人。遇罗锦去看我,就坐在传达室,旁边有警卫站岗,她脱掉鞋子把腿放在长沙发上斜坐着,大大咧咧给我讲个不停,一讲几个小时,旁若无人,站岗的解放军总是看她的两只大脚。她请我到她家去,我说没时间,她说要么明天吧,她约晓庆(刘晓庆正因为写《我的路》受批判,并准备自己筹拍电影,与遇罗锦走得很近),一起给你包饺子吃。我说真的没时间,就没去。那时,遇罗锦跟刘晓庆打得火热。不久,听说她真的同刘晓庆一起到西藏拍电影《无情的情人》去了,刘晓庆要她为剧本把文字关。

1985年,省总工会办《五月》杂志,邀我和苏晨当主编、副主编,帮助创刊。经我提议,又将张欣从《羊城晚报》调过去任编辑部主任,马莉从电视台调过去任编辑。苏晨要我向遇罗锦约稿,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不久稿子来了,写一个演员的道路,是个中篇,但只写了一部分,没完。刊物比较缺稿子,苏晨主张发,我确实有点担心,不知她后面会写出什么来。稿子陆续寄来,苏晨和我感觉不太对头,因为明显在影射她不久前的好友,可能有真有假,大概是两人闹了什么矛盾,稿子发了不好,但又不能中途停止不将稿子发完,连载了三四期,刘晓庆也看到了。后来上海《电影时报》的主编于之来广州,我和丘峰在小观园请他吃饭,他到迟了,说是从小岛宾馆刘晓庆那里赶过来的,并对我说:晓庆叫你去一趟,她对你发的那篇文章意见很大。我一听就恼了,刘晓庆的口气也太大,叫去一趟,我说不去,她有意见她来找我谈,好歹我也是个主编,不是她可以招之即来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广东女作家张欣最初是和张洁相识,张洁来广州有时住在她家。张洁推荐了她一个中篇小说《此剧哪有尾声》给我,我给发了。应该说这是张欣发的第一个中篇。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前,有人说张欣不会写东西,但后来事实证明张欣是个有才华的优秀作家。在张欣当《五月》杂志编辑部主任时,遇罗锦提出想到深圳看看,主管《五月》的省工会张传英副主席同意,就请了她,记不清她为什么是绕道乘船从汕头过来的,我和张欣接的船,并让张欣陪她去深圳转了一圈。

1985年,遇罗锦再给《花城》一个中篇小说,文章没有标题,写的就是一个编辑向她组稿的经过,小说将编辑丑化为伪君子,写这个编辑又到北京,女作家到机场去接,人群中她张开双臂要拥抱他却被他拒绝,到了招待所却拿出事先写好的编辑部的假证明,假称两人是夫妇开房同住。《花城》的编辑们看了后暗笑,我让退稿,要遇罗锦修改后再寄来,并建议标题为《夏天》。这个稿子退回后她就没再跟我们联系,也没有见别的刊物发表。我感到奇怪,因为她是个发表欲很强的作者。后来听说她去了德国。听说是一个德籍华人邀请的,此人好像姓黄,没有很多钱,但深爱中华文化。此前他请过两批中国作家,遇罗锦出走令他十分尴尬。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见到过他,他头扎一条肮脏的手帕从中国展台前走过,却没有进来。

说真话,我一直为遇罗锦惋惜,听说她在德国生活得很不顺,而且毫无作为。我想,如果在国内她不至于那样,她还会写出许多作品来的。


《春天的童话》对《花城》还是有些影响:有一两期刊物质量明显下降,上面盯得严,大家缩手缩脚放不开。但不久《花城》又恢复了她的生气与活力。

八十年代初,虽然有反精神污染之类的活动,但开放的潮流已难以逆转。1982年初,李士非提为副总编辑,不再管《花城》,而与李联海一起去办新的刊物《历史文学》,后来又与陈文彬、舒大源等人一起办《浪潮》。19825月前后,出版局决定《花城》杂志由副局长兼社党委书记林坚文直接抓,我想这也是向上级表示加强党的领导的一种态度吧。林坚文在部队就办过报纸,曾任《汕头日报》总编辑,广东省广电局副局长,有经验,原则性强,政治水平高。他找我谈话说:老范,该我们合作了,我不懂文学,刊物主要你抓,把握不准我们再商量。他特别提醒,最近绝不能出问题,有人在盯着《花城》,如果这阵子再出事就没啰。林坚文工作作风最大的特点是平易和严谨,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只是偶尔提醒我要慎重,两三期之后,他就放手了;他也极少推荐稿子过来让我发,那时多少人想在《花城》上发稿子,可能也有人找他,他从不使编辑部为难。他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值得我学习,他是我这一生难得遇到的好领导之一。

虽然《花城》经受了挫折,但我们仍然坚持文学的高标准——放眼全国的高标准。我常同编辑们说,我们不争别的,我们要争《花城》在全国文学期刊的领先地位,要争文学的制高点。我们坚持原定的办刊方针: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坚持继续开放,决心将《花城》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经过这次风波之后,重整旗鼓,更广泛地联系作者,不断组织与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品,如张洁的《七巧板》,谌容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戴厚英的《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乔雪竹的《北国红豆也相思》,王蒙的《黄杨树根之死》和《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柯云路的《历史将证明》,贾平凹的《鬼域》,方方的《大限临头》,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黄坚虹的《桔红色的校徽》等等,力争作品质量始终位于全国期刊的前列。


(原刊于《花城》2009第2期)





《花城》2015年第4期目录

(总第215期)






长篇小说

《篡改的命》东西 )

中篇小说

《和羊在一起》(格尼

短篇小说

《坠落美学》鲁敏)

《说吧》过士行)

诗歌

《去白衣寨》(雷平阳)

家族记忆

《远方的父亲》曾晓文)

散文随笔

《捡骨记》梁晓阳)

蓝色东欧

《耻辱龛(节选)》([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吴天楚 译)

《思辨与困境:寻找卡达莱》徐则臣)

作家讲堂

《带着鞭子去爱你——“虐恋”叙事的“共谋”图景》(陈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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